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不要相信任何人
作者：〔美国〕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
“我一直就处于地下状态。”
“快点，我载你到地道去。”
我抓住他的胳膊，拉他起来，他的体重让我走路摇摇摆摆的。他身上的气味刺鼻而来，无法抵挡。手上的袖子破破烂烂的，一层盖着一层，还黏着些脏东西，我都不想说。他手搭在我肩膀上，勾住我的脖子。身上的酒臭味从他的毛孔里散发出来刺得我眼泪汪汪。他的肚子鼓得像球一样，还左摇右晃。我扶着他朝车子那边走去。
“给我买瓶酒。”他说。
“你肯定自己还要喝上一瓶？”
“是的，我非常肯定。”
我举起双手，真是被他打败了，走进去买酒。
海克姆德站在柜台后面，一见我们就叫起来：“快带出去，尼克。我要叫警察了。他吐得到处都是，已经把两个客人给吓跑了。酒鬼站在门口，生意都不能做。”
我说：“你们两个的蜜月期过去了，嗯？”
“我很开心他很好。他安全了。但我们都诚实点，尼克，没有人真想看到身边有这样的人。”
我指着柜台后的一瓶威士忌，拿下货架上最后一只一次性手机，放在酒瓶旁边。
海克姆德挥手示意我走——前所未有的慷慨。“不管你做了什么，他重获自由了，”当我转过身，他对我摆摆手指说，“我绝对不过问你现在要把他带到哪儿。”
我把东西装进口袋，走了出去。为让荷马穿过停车场坐到副驾驶座上，真是花费了点功夫。在开车到海滩的路上，他安静地坐着，看向窗外。我必须要摇下车窗才能不闻他身上的气味。他肩膀抽动，我猜他是在哭泣。
我停下车，沿着水泥台阶走到隧道。现在这儿看起来不同了。潮湿的空气中夹杂着大海和汽车尾气的味道。头顶上方，汽车呼呼开过太平洋海岸公路。他扭过头来，看着仪表盘。我把酒递给他。他没有接。我把酒瓶抵在他胳膊上，他拿了，脏得已龟裂的手握紧了瓶子。
“我回来了。”他的声音是干涩的，沙哑得像是脱了水。他走下车，重重地甩上车门。车座上留下一个脏脏的印记。他在车前灯位置绊了一下，停在我窗前，目不转睛地盯着高速公路和凸起的隧道口。他的眼睛里含满泪水。
我一点都不了解他。他的过去像一群恶狗一样紧追着他不放，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只活在现在。威士忌，拐角市场的停车位，每周四洗个澡。他没有结过婚，也不曾是牙医。这些都是金•肯德尔编出来的谎话。或者这些都是荷马不想面对的现实。我不知道他在逃避什么，为什么要逃避。我不知道他是否失去了所有的朋友。我不知道他是否离开了妻子或者儿子或者是年长的父母。我只知道这些都不关我的事。
他费劲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他的肩膀猛地一抽，就像突然之间有股力量拴住他的肩膀。他还是没有往回看，但是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在讲话，这声音甚至盖过了汽车的噪音和遥远的波浪拍打声，“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不要再管我。”
我看着他走下台阶，消失在隧道口。
我开着车，不知道要去哪里。离开海滩朝圣维生特开去，草地中央窜出几株珊瑚树，妖娆的树枝钩住了一团薄雾。我七拐八拐地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边。这所大学是我在高中时梦想的地方。北边穿过峡谷，经过贝尔艾尔豪宅，都铎式建筑风格的山墙和圣巴巴拉砂岩车道，整个建筑风格和我的思绪一样纷乱。我来到了危险的穆赫兰道，随着车前灯望着眼前的峰回路转，山岩陡立，突然又像垂幕一样滑下，在夜晚无息地伸向山谷，在浓浓的迷雾中闪闪发光。
广播里不停地回放着卡鲁瑟下午和肖恩•汉尼迪的对话。
卡鲁瑟：“我们还是回到家庭观上吧，好吗？”
脱口秀主持人马上回答：“你是唯一一位在竞选台上炫耀这番话的人。”
“这个方法很奏效，不是吗？”卡鲁瑟随着汉尼迪一起笑。然后他用一种柔和中带着愤怒的口气说：“当比尔顿总统谈论家庭价值观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我们对名言警句感兴趣？还是对现实更感兴趣？例如说，有人反对堕胎，又有人主张堕胎。但没有人是主张堕胎合法化的。在比尔顿总统过去执政的三年半时间里，堕胎案例比里根总统以来的任何一届总统都要多。让我们看看是什么影响了这些数据？经济？在位总统一贯地选择假象和伪善来掩盖实质性的效益。眼下我们就能做出抉择。我们可以捶胸顿足，假装高尚地讲价值观，或者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根源，找出解决的方法来改变现状。”
“我喜欢捶胸顿足。”
“我都听说过了。”
“今天去哪？”
“俄亥俄州。”
“为什么？”
“因为那个州到底支持哪个候选人还不知道。”
汉尼迪大笑，“在透明的竞选中又一个诚实的回答。”
参议员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给你很大的压力，但是听起来却没有压迫感。大概是因为他并不是这样的。最高明的是他从不事先排练。你一定会觉得他这个人不看民意调查，而其实他当然是看的。你一定不会觉察他在现场实况播出的当晚还在喝劣质咖啡，吞雷洛胃药。选民赞赏的——或者反对的——就是他的个性。他就是不担心以不修边幅的样子示人。
我改变方向，开上一条未铺砌完的土路，看到轮胎下面滚滚灰尘，然后如同幽灵般地散去。我看着窗外的风景，很惊奇自己是怎么卷入这样一件事的，它可能影响广播谈话节目、电视节目和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我想到了自己曾在卡鲁瑟公寓的会议室里，坐在他的身边，近得都可以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是怎么转过身去，正午的阳光穿过落地窗在地上刻下他的轮廓。我还可以清晰地描述他刮破的伤口，前臂上的痣。他就是一个人，像弗兰克一样的人。但是正如弗兰克一样，他很复杂，似乎更复杂。
远方，一道亮光穿出迷雾，射向伯班克机场。我一直看着它，直到它消失在山谷之中。
手机上令人惊异地显示有三个未接电话。我打通我留给尹杜玛的那只手机。当她接起电话，我立刻说：“我很好。”
她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猜想她脸上的表情。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有点起伏，“你过来吗？”
我的身体习惯性地恐惧起来，“比尔顿知道了我所知道的事情。现在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所有的东西都公开了。我不能靠近你。”
“这不仅仅是你作出的决定。”
“性命攸关啊，尹杜玛。”
“没有什么事情不攸关性命。”
“没有这件事严重。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荷马的。”
“正是如此，”她说，“是要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荷马的。”
她挂断电话。
我把电话放在腿上，听不到任何车辆的声音，只听见山下的蟋蟀叫。我在人迹罕至的马路上停下来，又一次拨通电话。
史蒂夫在第一声铃响的时候就接起电话，听出了我的声音。
“尼克？”我可以听到他在说我名字的时候松了口气。
“我还活着。”我说。
“那么你最好马上来。”
“为什么？”
“我找到了珍妮•埃弗雷特。她在弗兰克死后的第11天，也遇害了。他们在一个建筑废墟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电话那头哑然无声。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那埃弗雷特宝宝呢？”
史蒂夫使劲清了清自己的嗓子，像是有事情在烦扰着他。“当时她只有两周大。我恐怕他们也已经找到她了。”
第40章
史蒂夫、凯丽和我坐在厨房的桌子周围。前面放着珍妮•埃弗雷特的一些放大照片。有大学毕业典礼上拍的，这已经在早期的新闻里大肆宣扬过了，还有一张毕业8年之后的，她用一件史努比汗衫罩住自己怀孕的肚子，对着镜头咧嘴笑。她有一双很大很有神的眼睛，丰润的嘴唇让她看上去更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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