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不要相信任何人
作者：〔美国〕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
我干咽口水。肌肉刺痛得快要麻木。
她又哭了一会儿，看了看四周，好像刚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一样。“对不起。对不起。现在，我只是……我只是……”她深吸一口气，然后用极虚弱的声音说，“凯西正准备过来带我走。意大利饭馆。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没有回答，我害怕再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后会想哭。于是我摇摇头，走开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里，插上电玩的插头，看着里面的块状物一块块落下。我没有玩。只是让它们自己一排排堆上去，堆到顶，然后荧幕上显示我输了。所有这些破碎的形状，所有这些组件。我就这样望着它们一块一块地落下，直到我缓过神来，直到我目光不再呆滞。半小时后我听到汽车喇叭声，那是她在门外告诉我她要走了。这是弗兰克死后她第一次出门。
她走后，我又回到那里，四处走了走，关上窗，拴上门闩。我伫立在弗兰克经常站的那扇窗前。模仿着他的姿势，用两根手指头轻轻掀开窗帘一角。我知道等在那的将会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下一场噩梦已降临。我伸出手指，拨开窗帘。
一辆黑色轿车停靠在街边。
我的皮肤像是抵御严寒一样紧绷着。电话铃响了，吓了我一跳。我一边紧盯着前门，一边后退，拿起电话。
一个粗哑的声音说，“你的母亲刚刚坐在餐厅角落的桌旁。”他对着车里的电话深吸一口气，似乎是要加强对我的暗示。然后他平静地说，“出来吧。”
对方挂了电话，我才发现我的手心已经湿透了。我放下电话，想让自己冷静下来，但做不到。刚刚接到恐吓电话，他们完全是在命令我。但我已经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已经害了弗兰克，我不能再害了我妈妈。于是我颤抖着走了出去。
此后大约有九年时间，我没有再见到那屋子或是我的妈妈。
第 9 章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豪华轿车，真是不适应。我坐在真皮后座的中间位置，双膝抵着车载吧台。阿伦设法同时接两通电话，而不扰乱任何一方的谈话节奏。终于他打完了电话，像孩子似的向我眨眼睛，“对不起。你大概能够猜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他昨晚在辩论中击败了比尔顿，”我说，“11月份将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辩论并不重要。我们领先7个百分点，而比尔顿才刚开始进入状态。我们已在等待10月份的惊喜了。”
我密切注意我们的行车路线是否真的是去他所说的地方。“是的，你必须承认，好像卡鲁瑟时代就快到来了。”
“我同意。我只是认为实际情况要比人们预计的复杂。加斯帕•卡鲁瑟对许多人产生威胁。机关、公司、五角大楼，有许多既得利益者正在等着看他怎么输呢。”
阿伦轻轻敲了敲仪表盘，向左指指，轿车减慢了速度并且发出信号。警察拉开锯木架把一批记者挡在外面，我们把车开进了贝弗利山酒店内的回车道。今天天气干燥、灼热，头顶上的棕榈树在风中摇曳。我们走下车，一名妇女急匆匆地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压过膜的通行证，上面有我驾照上的照片和安全磁条。我还没来得及谢谢她，阿伦就催促我通过第二道警戒线，特工仔细地搜了我们两人的身。
阿伦向值班员点点头，我机械地举起我的通行证，就这样我们通过层层关卡，最后通过一个后门出来，看见在讲台边上围着一群竞选人员。卡鲁瑟站在离我们不到10码的地方，大厅里的听众都在全神贯注地听他演讲。内层警戒圈由5名特工组成，他们站在讲台前面和后面。虽然他们仅隔5英尺远，但是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你根本不会注意到他们。
经过几年的避世，我感到自己在这些眼睛和镜片前面被瞧得一览无遗。我向后退了一小步，缩回窗帘后面。
卡鲁瑟转过身来看着我，向我眨眨眼，但没有中断他的演讲，“我一年前曾许诺，如果我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我会开展一次透明的竞选。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让选民参与进来。”他张开双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因为我想你们和我一样受够了烟幕！我们看到白宫刚刚经历了一段史无前例的、不负责任的时光；我们不能用痛苦阻止暴力；我们不能用无视我们的宪法来增进民主；我们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期的环境战略。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真实性：目的是不能用来判断手段是否正当的。这样的事我们见过不止一次——过去10年实行的对外政策正是如此——因某个错误原因做出的决定，将会回过头来咬我们的屁股。一个错误的决定会让人遗憾终身。”
人们站起来鼓掌。我想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会像我一样，回想曾经做过的选择，那么他们就会承认这话是对的。
“我们需要质疑这些决定，我们需要质疑我们的领导人。下次辩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它将给学生和公民一次机会，让他们直接向候选人发问。请利用这次机会。问些难点的问题，让我们来回答。”
他沉思地低下头。“我的护照是我当副总统那些年的最好的纪念品。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和所有人一样，都必须在去其他国家之前，把他们的护照交给入境管理部门盖章。你们可以想象，我的护照上盖满了印章。它们提醒我工作的特殊荣耀。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们提醒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美国人，无论他的岗位是什么，无论他有没有特权，都必须面对并回答问题。我们必须要求总统正视他所犯下的错误。用你们的选票，这样做更有效！”
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卡鲁瑟挥挥手，咧嘴笑着朝我走来，特工们像被磁铁吸引了一样围绕在他周围。整个大厅的焦点似乎跟随他走过来，他双手紧握住我的手。他那双笑眼看到我的T恤衫，似乎明白这样穿不是我的错，并且说，“尼克，谢谢你能来。我答应琼回公寓——你愿意过来吗？”
起初因为嘈杂声，我并不确定是否听清了他的话，但我还是点点头。人群中相机闪光灯频闪，他再次挥挥手，从后门走出去了。
从休息室到卡鲁瑟公寓的大门，我被搜了两次身。我并不惊奇电梯停在九楼——弗兰克过去经常说，九楼是可用悬梯安全逃生的最高楼层。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说服卡鲁瑟副总统从他原来住的16楼往下搬，最后他们找到琼，她用了24小时就搞定了。
走廊里又有两名特工检查了我的通行证和阿伦的面孔，然后打开双重门，让我们进公寓。令我吃惊的第一件事就是房子的空间很大。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住所，特别是在一幢大楼的中央。房间里有一排排的椅子、桌子和沙发、一个吧台、 一间饭厅、一面等离子电视墙，一台跑步机，还有至少5扇通向走廊或者其他房间的门。房间里很嘈杂，工作人员走来走去。我本能地寻找着让我逃离的出口。
我们来到会议室，这里的大理石会议桌非常长；两边伫立着雕塑般的特工。一位身材魁梧的妇女，戴着眼镜，气质坚定干练，人们引见她时称她为竞选设计师。墙上挂着卡鲁瑟的相片——在办公室里陷入沉思的相片；视察戴维营的相片；在晚餐间隙与戈尔巴乔夫开玩笑的相片。桌子的另一头是卡鲁瑟本人，坐在靠椅上，面向窗口，卷起衣袖，接听电话。坐在他旁边的是琼，望着远方，在接听另一部电话。她苗条的身材穿上时髦的套装，飘动的袖口和红色秀发相映成趣，更显身材的纤细。她曾是一位私立高中的教务长，和她丈夫一样高，和她丈夫一样聪明，或者说她更聪明。他们夫妇都曾分别有过婚史，离婚事件引起过争议。即使他们大肆宣扬自己的银婚纪念日，也没能树立起这方面的良好形象。
阿伦向夫妇俩打了个手势。当我不知该不该抬起手时，他又打了个手势。经过一连串的空椅子，我紧张地向他们走去。我在桌子拐角处找了把远离他们的椅子坐下来。但是参议员和他的夫人太投入于讲电话，都没有注意到我。正午的阳光透过玻璃射进来，勾勒出他们的轮廓。我的视线朝外看去。圣莫尼卡城上空飘着一条雾带。我真是在这里和卡鲁瑟夫妇共桌？或是我还没有从爆炸中清醒过来，还在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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