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不要相信任何人
作者：〔美国〕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
“换上女装。”
“嗯。也许我们该找新的盟友了。或是比较公正的人。”她很严肃地凝视我，怕我不知道这是一次挑战。
我清了清喉咙，然后又清了一次，“如果给你一个地址，你能在网上找到是什么人在租这个房子吗？”
“也许吧。”她昂起头，很自信地笑起来，“什么地址？”
“是昨晚在圣奥诺弗雷被杀的那个人的家。”
“好，”她一边说一边想，“好。知道那人的名字吗？”
我在一张广告信纸上草草写下地址，递给她，“据说这人叫麦克•米利根。”
她轻弹了下纸片，“我会帮你的，但有两个条件。一，你明晚上我家吃饭去。我打算做印度料理。”
“阿莱德罗也会去吗？”尹杜玛的新男友很帅、很魁梧，我自然会出于本能地嫉妒他。她点点头，于是我说：“好。第二个条件呢？”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她的直截了当吓了我一跳，“这事发生在我身上了，但无关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的大声反驳有没有吓到她，至少她没有表现出来。“好，”她说，“但你总在逃避着什么。你不能否认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俩从来没有谈论过去。”她一直注视着我，毫不留情地直指要害。“现在呢？这个怎么解释？”她示意我公寓的混乱。“这完全是两码事。我需要知道我在为你打听什么，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从没真正地了解你。那就罢了。但如果我要帮你，我现在就需要知道。”
我的房子瞬间变得令人窒息，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出汗。“我……我不能那么做。”
“新的联盟，我的朋友，他们要收费的。”她展开那张纸，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准备随时丢掉。
我不确定我看了她多久，但她没有低下头。我一直告诉自己如果我要忘记过去，我就得做出不同的选择。我向四周望了望，成堆的衣服，几块沙发海绵，散落的废纸，破烂的前门。很奇怪，我居然觉得这会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新起点。
我走过去，坐在破烂的沙发上。尹杜玛跟着我坐下，她面对着我，斜靠在沙发边上。我的喉咙很干，我的思维很乱，但耐心是尹杜玛的优点之一。
我先给她做了点心理准备。“我的继父在我17岁那年被谋杀了。”我大声地说出来，这给了我一种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但我还在说，滔滔不绝。我告诉她所有的事：那卷有关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录像带，与伊莎贝尔•麦克布里德的约会和弗兰克临死前脚后跟蹬地的情景；我告诉她那辆在大街上来回行驶的黑色轿车，那通叫我出去的电话，我在“大都会感化中心”的遭遇，还有那只装有旅行支票的信封。
然后，我把其余部分也告诉了她。
第13章
冰冷的审讯室，“瘦子”和“大块头”开的车，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流放——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无法呼吸。来到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我的手抖得厉害，几乎不能从信封里数出七张旅行支票。我甚至不知道单程比往返贵，我听了工作人员的话，“那么就买往返票，但不坐回程。”
我的话让她迷惑不解。我只能想象我当时的样子。
片刻过后，她皱着眉头看我的驾驶证。“我不能卖给你这张票。你还有两天才到18岁。”
当她要求我解释的时候，我汗如雨下，把信封上的号码给她看。
“哦，好的，先生。马上办好，先生。”恭敬的声音和躲避的目光似乎为我的命运敲上了不存在的印章。她挂上电话，打印好票据，一言不发地递到我手上。
我一半的飞行都是在飞机狭窄的卫生间里度过的，我坐在马桶上摇来晃去，门外不耐烦的乘客狠狠地敲打着脆弱的卫生间门。我的逃跑让我看上去有罪，但同时也证实了凯丽的清白无辜，这就是我能够忍受的交易。但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是安全的呢？
飞机在安克雷奇降落。停机坪上，风像刀一样割着我的脖子和小腿。我甚至连件夹克衫都没有。我跟着一位体格魁梧的同一班机上的妇女上了公交车。我假想自己紧挨着熟悉的东西。她一小时后下车，我看着她消失在白茫茫的晨雾中，呼吸凝固在窗玻璃上。我继续乘坐公交车，观看驶过的永久冻土带，感到一片茫然，毫无生机。在终点站凯契根，我睁开了矇眬的双眼。
晚上10点半，天还亮着。我在罐头工厂找到一份工作，切三文鱼鱼头。这里没人问问题，都是流放阿拉斯加的重罪犯，每个人都在逃避着什么；赖账不还的老爹和逃跑的担保人。这里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西伯利亚。
我在一个大胡子旁边工作，他叫利夫曼，戴着眼罩，疯狂地咧着嘴笑。他狂热、熟练地挥舞着手中的刀，让我充满好奇。
几周过后，我在就寝时间打电话给凯丽，只为了能听到她的声音。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打电话给她，所以我不得不怀疑房子里装了窃听器，但是我必须知道她是安全的。在她说了第三声“喂”之后，我挂断了电话。我无法入眠，于是把电话拉到我租来的小床上抱着睡，似乎这样就能留住妈妈的声音。
与卡鲁瑟副总统有关联的保镖被暗杀的消息在电台上不停地重播，但几个月后，消息越来越少。冬天变得那么冷，猫的耳朵和尾巴都冻僵了。我每天凌晨2点18分的时候都会惊醒，就是在这个时间弗兰克血流不止，我的手试图紧紧抓住他。6个月后，凯丽家里的电话就接不通了。于是我就在工作的时候，冒险给她打电话。
我挨在公用电话机上，满身汗水，屏住呼吸按下熟悉的电话号码。我喝了点啤酒来壮胆，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电话终于接通了，所有的一切就像做梦一样——她的声音，我颤抖的话语，如此多的怨恨和痛苦，我们彼此倾诉着，都忘记了呼吸。她要见我。但我告诉她这很不安全，她朝我叫喊直到我把电话挂回电话支架。
我整整一个星期都无法入眠，担心他们监听到了我的电话，会把我关进监狱，但是我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几夜以后，我在酒吧门外遇见了利夫曼，他正在朝驼鹿道口标志开枪。他的夜视镜歪挂在脸上，在酒精的重压下，他摇摇晃晃地走过去，一次又一次地冲那个路标大喊。警察在不远处明智地停下车，坐在街头抽烟，等他醉倒。但是我知道利夫曼是从不喝醉的。
当他笨手笨脚地又摸出一粒子弹，我走近他。凯丽从来不让弗兰克带我去射击，但是我在枪旁呆得太久了，看见枪我都很镇定，“利夫曼。”
“呃，尼克？”
“今天回去睡一觉，明天继续喝酒怎么样？”
由于酒精的缘故，他花了好一阵才听懂我的话，于是饱经风霜的脸上展开笑颜，把枪放回口袋，踉踉跄跄地回家了。我们从警察身边走过，警察向我们挥挥手。
第二天工作时，他狠狠地敲着红大马哈鱼头，还朝我咧着嘴笑，门牙都掉了，“你准备好他们来抓你了吗？”
我埋头工作。
他又砍了一些鱼头，把它们拂进垃圾箱，粉红色的鱼血溅满前臂。“我准备好了。我已经为那些杂种准备好了。禁毒署，联邦税务局。狗屁，当穿黑制服的警官来抓我时，我就逃亡。或者就成为他们胸前的一枚徽章。”
汽笛响了，我跟着他出门，上了他的货车。他没有回头，但却先打开了车门锁，让车门一直开着。我坐了进去。
我说，“我再也不想任凭别人摆布了。”
我们的车开到不知是哪里的苔原带上，坐在车头上，喝光半打酒，斜眼看着白茫茫的一片。他从大衣里拔出手枪，对着我的脸。他的头歪在一边，黑色的鬈发挂下来就像窗帘一样。他微笑着，但笑得并不漂亮。
我说，“利夫曼。”
“想学开枪吗？”
“嗯。”
他走到20步开外，把瓶子插进雪中。我们开始射击。他又喝下半打酒。我们把剩下的酒瓶也射穿了。当我回过身来，我听见嚓嚓的声音，他拔出刀子，低低地藏在身边。他假装一刀砍过来，刀刃带着啸声离我的头很近，我都能感觉到空气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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