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不要相信任何人
作者：〔美国〕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
我说，“那就领教吧。”
我每6个月给凯丽寄一张卡片，告诉她我还活着，过得很好。我用犹他州的转寄服务递送卡片，这样邮戳就会不一样。这是从利夫曼那儿学到的又一招。如果卡片被退回无法投递，我就知道她可能辞职或搬家了。这项服务使我保持高度警惕。我害怕她生病了不能和我联系，或者她孤单、惊恐地死去。那些零星寄出的卡片是我投向她的救生索。
后来我搬到华盛顿州，找到了一份面包店的送货工作。两年后，搬到俄勒冈州，我早晨做道路维护工，晚上上夜校，得到了文学学士学位。
我感觉自己像个寄居蟹，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地方。起初我并没有清楚意识到，但实际上我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洛杉矶靠近。
在那次飞行的9年之后，我终于回家了。当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着陆时，我面无血色，亲切的空姐站在我身旁，递给我一只晕机袋子。刚开始的几个星期真的很不习惯。有几次我彻夜难眠，头埋在枕头里，眼睛盯着大门，直到阳光透过汽车旅馆布满灰尘的窗帘照射进来。其他时候，我祈祷他们赶快来结束这一切。但慢慢地，生活开始充满希望。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去找凯丽。她住在帕萨迪纳市的一幢白色大房子里。弗兰克的巨额人寿保险单给她带来了一笔可观的遗产。我走上前，差点掉进郁金香花丛中。当凯丽打开大门时，她直挺挺地站着，面无表情，只剩满脸的泪水。我们紧紧相拥，坐下来促膝长谈，我告诉了她我去过的一些地方。我也说了谎——省略掉已成为我过去的一部分，我内心的真空地带。我说我出逃是由于自己罪孽深重，加上我所做的事情，是有力的证明。
她给我拿来弗兰克的衣箱，里面装满了我个人的东西，都放了好多年了。但是6个月后，我们几乎没有再怎么见面。我还是不想冒险告诉她全部真相，担心到处都有暗雷。况且凯丽现在有了全新的生活，我完全无法适应，无论她怎么努力。
我好几次经过她家，坐在车里，看着这幢白色大房子的冷峻模样。就在那个家伙把装着旅行支票的信封扔给我的时候，我清晰地听到他的警告：“你不要和任何人说起这些。永远不要。否则我们会知道的。我们会知道你和谁说了。下一次，我们可不会这么客气。不论是对你，还是对你母亲。”
我再也不能悠闲地去郊区散步，直接走过去按响门铃。在我第三次或第四次来的时候，夜幕降临，楼上的灯亮了起来，有邻居慢慢走过来，怀疑地看着我这辆又小又破的本田汽车。从后视镜里看到那疲惫的身影，甚至对于我来说，也是惊恐的。我已经成为夜间令人烦恼的看守人。
我设法重新开始我原有的生活。但我很快就明白，再也回不去了。我的朋友们也都继续着他们各自的生活，那正是我所失去的。我受的伤害是那么深，像罪犯的标记一样烙入我的骨髓。在某一天，我17岁，玩着“任天堂”游戏，向往着过体面的生活。接着我成了一个奔波漂泊的成人，变得沉默寡言，四处游荡，独自承担着罪责，还要面对那逐渐变少的旅行支票。最后，陪伴我的只剩下了我的罪状。
一天晚上，我开车到了博比大男孩餐馆。我没有开进停车场。大型落地窗灯亮了，里面是青春偶像诺曼•洛克威尔的巨照。所有的孩子都在吃吃喝喝，讨论着电影或在吹牛。我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长大，如今就像一个流浪汉注视着奢华的橱窗陈列品。我并不去想我得不到的一切，然而这些孩子所拥有的一切却使我的嫉妒之火熊熊燃烧。但是当嫉妒烧为灰烬的时候，我为他们默默地祈祷，他们应该就是这样简单而幸福地活下去，多年之后，他们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
我必须重新开始。我把这里作为我的起点，结交新的朋友，建立新的生活，用感恩来减少我的伤感。我设法不辜负凯丽的期望，不把我的时间花在回顾往事上。偶尔，当我看见一辆黑色轿车的身影，或者听见特定方向的声音，我就会又感到恐惧。他们随时都会扑向我，把我扔进小房间，指控我犯下了我并没有犯的罪行。
但是他们没有。我找到了一份帮助无家可归者的工作。我设法融入社会，这样即使离开人世，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我终于平静下来，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然而，一天凌晨我醒来，看见一条黑绳的末端盘绕在我的阳台上。
第 14 章
一阵沉寂表明我已经结束了谈话。我似乎沉睡了很久，然后从昏迷中醒来，感受到背后有沙发，脚下有地，以及浑身有像是泡在盐水里搅拌那样难以忍受的痛，我渐渐地清醒了。
尹杜玛瞄了我一眼，她的深色眼眸比以往更深了。她坐到破沙发上，抱着我，将我的脸埋到她的胸前。我不能移动。我们就这样呆了几分钟，然后我把手举起，放在她的前额上。
她把她另一只手放到我的头顶，说，“我会帮你的。”
她站了起来，理了理衣服，用力挤出一个微笑，然后将门轻轻地关上，离开了。
凌晨2点18分，我又醒了过来。经验告诉我，要平躺着深呼吸，要想象着静谧的海洋。很快，恐慌减轻了许多，我回过神来，在黑暗中我很安全。
真不是一般的热，我的枕头湿透了。我的空调太糟糕了，只会发出噪音，而没有一点实际用处，像是情景剧里无聊的妇人一样。在闷热潮湿的夏夜，我却不得不关上窗户和玻璃门，但这样也没有用。我躺在破碎的床垫上煎熬、焦躁。
但舒不舒服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
我像以前一样对着黑夜说出弗兰克的名字。我知道这样做很奇怪，甚至很尴尬，但这是他离开后我唯一能做的事了，真的。我这么做可以让他一直活在我的脑海中。现在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多少年了，这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事。可今晚，有点不同。
弗兰克和他的一个老战友怎么会和一只装满现金的帆布背包扯上关系呢？钞票是新的，日期显示是去年的，但即使这样，也不能表明他们没在弗兰克死前几个月里被人使用手段收买了。弗兰克这个人充满了秘密，但我很了解他，比除了凯丽以外的任何人都了解他。不管他让凯丽卷入了什么是非，或者在他被谋杀的前几周遭遇了什么，他都不会暗箱操作。我相信我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事实了。很大程度上。
我虽然醒了，但还是太累。我打开电视，想缓解疼痛。达菲鸭在被一个戴着帽子的家伙盯着。我默念着它的台词：“好吧，鸭子，不过是斯大林而已，看到了吧？”
看电视也没用。我站起来，穿好衣服，又检查了一遍门窗。大约十年前，我已意识到我不是在检查我的安全。为什么呢？当然，仅是一种冲动。也许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我知道房子周围已被黑夜所笼罩。我想闭上眼出去走走。
尹杜玛离开后，我想必须收拾一下。我把碎了的物品打了包，被我倒进楼道垃圾槽里的东西比我实际该扔的东西要多。我用大拇指按了按前门门框上的两枚钉子。看来昨晚它们还是起到了门闩的作用。洗碗机坏了，我检查了放在托盘底下的几扎钞票。我关上门，在右上角别了一枚回形针，这样如果有人动过，它就会掉下来。
我拉开拉门，穿过破烂的纱窗，跨坐在阳台的栏杆上。虽然从三楼坠落是很危险的，但外墙边的电话排线管很容易伸手够到，这也是我选择这套房子的原因之一。利夫曼教过我，永远要给自己留条退路。我从阳台上爬下来，走到我的福特小卡车旁。
我说不出自己此时正往哪去，但我的潜意识却清楚地引导我往前走。
除了不同颜色的油漆，一只鹅形邮箱和门前草坪上房产经纪竖的牌子，弗兰克的房子看起来还和以前一样。我在街上停下车，向回走，然后望着街对面的房子发呆。我想起那只装有18万美元的帆布包，弗兰克的文身，还有他是如何紧抱我，说我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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