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
“哦……真扫兴。”她把生锈的剃须刀随便扔进了垃圾桶。
趁她在厨房做饭时，我借口下楼倒垃圾，把剃须刀拣出来，藏到我上班用的拎包里。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锁进办公室抽屉。
我们教研室主任病了，大便出血，走路很别扭地岔着个腿，还弓着腰，整个人都要往地上出溜着坠下去一样。他告诉教研室里年纪大的老师：“痔疮发了，真难受。”
我年轻，没得过痔疮，不知道那玩意儿发作起来什么感受。可我看他走路的别扭样，知道患上这种病很痛苦。
主任经常跑校医院，拿痔疮膏回去擦。前后擦了有一个月，效果不显著，弄得人都瘦了，脸也黄了。有一天葛一虹在路上碰到他，站着，看他从远处弓腰夹腿地走过来，斩钉截铁说：“你给我去省人民医院，挂专家号，彻查一次。”
葛一虹的话谁都不敢不听。主任去大医院看完病，传出来一个惊天消息：他患的是肠癌。当天他就被留了院。他老婆哭哭啼啼往医院里送了他的换洗衣物和日用品。
教研室里年长的老师个个自危，总觉得自己身体里同样也有癌细胞在虎视眈眈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抬起头咬上一口。年轻的老师则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会得癌？突然之间就会死去？
葛一虹到我们教研室来视察，呵斥大家：“都乱什么乱？肠癌又不是肝癌，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不能为了一个肠癌影响教学工作。”她抬眼在办公室里巡视一周，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艾晚，这段时间你代理教研室主任，把工作先抓起来。”
老太太就是这样，不单单一言九鼎，而且喜欢“一言堂”，什么事情她一个人说了算。
所有的老师都盯着我看，目光中什么内容都有。幸亏我的新任职务前面有个“代”，照他们的理解，“代”这个词明摆着就是暂时的，临时工性质的，打杂受气的。
我不知道葛一虹看上我的哪一点好，她这么不避嫌疑地重用我，真的是对我有信心？
我去医院看望老主任。他正在一项一项地接受各种身体指标检查，准备开刀割去直肠部分。他摆出一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样子，苦笑着安慰我：“艾晚老师啊，教研室的事情要难为你了。”又说，“这段时间别的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评职称……”
评职称是天大的事，尤其相对高校老师。按这回下达的指标，我们教研室里可以有两位副教授的名额。九十年代初，教授在高校里寥寥无几，属于稀有动物，副教授就成了香饽饽，谁都要上去抢，谁都认为自己能够抢得到。葛一虹在这种时候叫我代主任，我怀疑她是存心用难题考验我。
教研室这回有把握参评副教授的总共三个人：我一个，还有两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师，一个是上基础课的，另一个是不上课、专门负责实验室杂务的。我最年轻，可我有研究生学历，那两个老师仅仅是本科，我比他们有优势。从科研成果看，上基础课的老师有两篇教学论文发表在地方刊物上，管实验室的老师在两个集体项目上挂了个号，谈不上有个人成就，两个人之中很难排定谁优谁劣。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去找刚刚开完了刀的老主任出主意，他虚弱地说了几个字：“投票选。”
可是我思来想去，总觉得不妥。去年我们学校有个老师，科研能力很强，人缘不好，结果投票选副教授时，大家故意把票投给了另外的人，那个老师一气之下跳了楼，闹出很大的动静。我害怕我们教研室的两个老师到时候也来个“模仿秀”，那样的话，我这个“代”主任就难辞其咎。所以我经过痛苦的权衡，决定自己放弃这次评审，把名额让给这两位老师。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两位老师的材料送交省教委的高评委投票时，统统落马。消息传来，教研室怨声一片。没评上的老师以为我表面谦让，心有不满，背后在材料上做了手脚，是“阳奉阴违”，极端的虚伪。其余老师认为我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活生生浪费了两个名额，这一年评不上的人积压到下一年，这会影响到来年他们的提升。
我自己做了牺牲，换来的是所有人的不满，这使得我非常郁闷。
幸好很快到了暑假，我像逃亡一样收拾东西回青阳老家。
回家的日子也不轻松。父母年纪大了，艾好的病情越来越重，已经开始吞嚼书页，把家里能找到的书都撕得没头没尾。艾早从海南打来电话，指示我一定要说服父母送艾好去精神病院，所有住院费用由她负担。
一个异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艾好每次到了精神病院都要杀猪样地嚎，头在墙上撞得鲜血淋漓，拉住李素清的衣服死活不肯松手。李素清过不了这一关，只好把艾好又带回家。几天之后，觉得不送还是不行，然后叫了车送过去，然后再次重复这惨烈的一幕。我和李素清都要崩溃了，我们都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全家人都会成神经病。
最后是艾早用电话委托了赵三虎，赵三虎带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上门，用“束缚衣”套住了艾好，替我父母送他去病院。我事先把李素清哄进里屋，用钥匙把屋门锁上。艾好嚎叫得惊天动地，李素清出不了房门，也只好硬着头皮充耳不闻。
“这是惟一的办法。”事后我做她的思想工作，“他住习惯了就好了。精神病人到最后其实已经没有思想，他习惯了就不会感觉难过。”
“艾家没有人传宗接代了。”李素清眼泪汪汪地说，“你为什么就不能结婚生个孩子？”
瞧，这样的话题，到最后总要落实在我的身上，这让我面对父母压力沉重。
暑假结束返回学校后，我们欣喜地发现教研室主任已经面带红光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的直肠连同肛门都割掉了，在肚皮上新开一个排粪口，挂了一个粪袋，愈后情况不错。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们说，医生认为他的癌细胞没有扩散，活个十年八年应该没事。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得上班，工作，不然的话，闷在家里，感觉就是个等死的人。
我们一致同意他的说法。人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决无非议。
所以，我双手奉还了“教研室主任”的职位。
我们都觉得老主任干得比以前还要卖力。他肚皮上的那个粪袋，很神秘地掩在衣服下，谁也没有幸见过。走近他的时候，如果心里不去想那件事，好像也闻不见什么异味。他有时候会一个人躲到厕所里，反锁上门，处理一下身上的东西。别人要上厕所，推门不开，便知道怎么回事了，就知趣地下楼去另一个厕所。
只有葛一虹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的是：“艾晚，今年是我耽误了你，我会做出补偿。”
我回答她：“葛教授，您别多想，这不值得您放在心上。”
陈清风离开阿拉斯加，计划着继续搭便车，打零工，从盐湖城到堪萨斯，再到芝加哥、匹兹堡、费城、纽约；最后去波士顿，在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校园内逛一圈，结束他横穿美国的行程。
但是他女儿的状况让他改变了主意。女儿自从被班主任当做“性奴”折磨了一段时间之后，性情大变，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萎谢了。她转到离家十多里的学校继续上高中，却读不进书，高考的分数连专科线都到不了。复读一年，依然如此。女儿沉默寡言，几次想要自杀，吓得陈清风老婆寸步不敢离她的身边。这个优秀的女儿曾经是陈清风的希望，是他引以为骄傲的未来，如今希望破碎，而且是以这样令人心痛的方式，陈清风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盘算着要把女儿弄出国读书。只要换一个环境，忘掉那场噩梦，女儿依旧是块读书的材料。
女儿这样的情况，接她出来，就不能不把她母亲同时接出来，因为陈清风对女儿恢复健康没有绝对把握。要把这一对母女同时办到美国，不是一件短时间的、容易做成的事情。这样，陈清风听从朋友劝告，决定去加拿大落脚。那时候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很多，办他们一家人的身份不会有太大问题。
他在旧金山渔人码头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华侨老乡，老乡的一个亲戚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当移民律师，陈清风从美国过境到加拿大之后，第一站别无选择地去了这个一百年中因为淘金和石油发展起来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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