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
到了南京，回到我的简单而庸常机械的生活。寒假没有结束，校园里冷冷清清不见什么人。节令还在四九，天寒地冻，万物萧瑟，泡桐树和银杏树掉光了叶子，墙角的腊梅开着疏疏几点浅黄色花朵，放假前贴在校园里的广告被风撕成了碎片，晾在窗外的被单冻成一块硬挺挺的薄板，你没法儿预测哪一天才能化冻干透。在路上匆匆来去的人们都穿着灰色和蓝色的臃肿的冬装，大围巾把脖颈裹得严严实实，走路时呼出白气，鼻尖红成了萝卜。这样的节令中没有情趣可言。
我试着给陈清风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也提前回校了。他让我过去一趟，他从家里带来一大袋自制的花生糖和炒米糖，要分我一半。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他就说：“早知道你提前回南京，就约你在青阳车站碰面了，坐同一班长途车，有个伴。”
我马上想到送我去车站的艾早。要是在那儿偶遇陈清风，她会不会跳上车跟着我们到南京呢？
陈清风穿着深蓝色的中式棉袄，胸前一排盘扣的那种，脖子上围着浅米色围巾，围巾的一端垂下来，另一端折进衣襟中，像电影上三十年代的人，有沧桑和历史感，很耐看。他的头发一直是往前梳的，耷拉在前额，有点孩子气，不像他四十岁的年纪。寒冷让他的皮肤显得干燥，眼角皱纹多了，两边各有一条长长地延伸到鬓角，像是把他的面容从三分之一处割裂开来一样。男人有皱纹才好看，让人感觉凝重、端庄、舒适和安全。
“艾早又赚了不少钱吧？”他倒了一杯热茶让我暖手，一边开着玩笑，“她那样的生活很有意思，可以到处走，到处看，我羡慕得很。”
“艾早自己不喜欢走动。她想开个工厂，安定下来。”
“真的？那我对她的看法错了，我一直以为她是静不下来的。”
人们身上暴露出来的表象常常跟本质错位。陈清风误读了艾早，我一点都不奇怪。
陈清风搬出一个大号的方形饼干盒，打开，抓出花生糖。“你尝尝。家里非让我带上不可。这哪儿是男人吃的东西？你不嫌弃的话，统统归你。”
“家里”，指的是妻子。妻子做了这么多花生糖让男人带上，说明对男人是巴结的，心疼的，爱的。农村里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带到南京，费事巴拉地自制花生糖，是心意。
然而陈清风轻轻地一转手，把它们全都送给了我。赠送的姿态是不领情，拒绝，至少也是没放在心里当个事。
陈清风跟妻子的关系怎么样，他没有跟我们说过。从来不提，仿佛他的生活中没有那个女人。我还记得那年她坐在县广播站的院子里给陈清风洗衣服的样子：齐耳的短发湿漉漉披在脸上，头发下面是一个发红的鼻尖，一副粗糙发干的嘴唇。身上套着陈清风穿旧的汗衫，细薄的纤维透出里面一览无遗的内容。因为使用的是搓衣板，身子有节奏地往前一捣一捣，大而稀松的乳房顶着汗衫甩来甩去，黑色的乳头跟着蹦蹦跳跳，显得既活泼又蠢笨。
陈清风有两个孩子，女儿已经读高中，成绩不错，作文尤其好，听说在《少年文艺》上还发表过习作，题目叫《乡村的傍晚》。陈清风觉得女儿继承了他喜爱文学的基因，深为自豪，时不时地要挂在嘴上说一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希望两年后女儿能考北大，替他实现一个梦想。他给我看过女儿的照片：长圆脸，溜肩膀，细腰宽臀，眉眼显得早熟，眼神里甚至透着一点撩人的风情。陈清风得意地说：“她就是太骄傲了，佼佼者易折。但愿她在考上大学之前别出意外。”他的儿子小两岁，上初中，不知道是不是缺少父亲教育的原因，是个调皮捣蛋的主，曾经留过一级，估计高中是不可能考上的。陈清风也作好了打算，让儿子读完初中就进工厂学徒。“那家伙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强扭的瓜不甜。”说这话的时候，他叹着气，脸上全是寥落。
在青阳农村，女儿的前程无足轻重，儿子才是将来继承家业、顶门立户的人。陈清风的情况偏偏如此尴尬，他只能把读书人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失意和寥落在情理之中，他对女儿的接近崇拜的溺爱也在情理之中。
“艾晚，”陈清风看着我，“你有没有想过出国读学位？”
我手里捏着咬了一半的花生糖，觉得这问题太突然，惊讶中不知道如何回答。
“应该找机会出去看看。现在不同过去，只要国外有邀请，签证很容易。人不能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做井底之蛙。世界为什么那么辽阔？人类自身为什么这么渺小？这是上帝故意埋下的伏笔：鼓励人们在辽阔之中行走，在行走中完善自身。”
“这么说，你打算出国？”
他沉默一下：“我有个同学在美国，正在帮我申请做访问学者。我希望你也有机会过去，我们在美国见面。”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怂恿我出国，而且约定我们“在美国见面”？他觉得一个人背井离乡过于寂寞，希望有个旧友故交跟他互帮互学支撑岁月吗？
他留校做校刊编辑已经好几个年头了。他每天上班，读很多枯燥的学术稿件，分出一二三等不同层次，写审稿单，去主编那儿力争自己的版面，排版，校对，一校二校三校，最后把新出厂的刊物打包，分寄作者读者，关注刊物上的文章有什么反响，聆听同事们对版面分配不公的抱怨，对刊物质量不尽如人意的抱怨，还有主编对封面版式和发行量的抱怨。那些经由他的手裁剪修订后在刊物发表的文章，跟他本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发表它们感觉不到快乐，更谈不上成就。他想抛开这一切，去寻找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另外的乐趣和辉煌，这符合他的性格。
他走了，也许对艾早是个解脱。她可以死心塌地嫁人，生个孩子，打理她的工厂，把我父母和艾好照顾得无微不至。
那就让陈清风走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开学前，教研室主任找我谈话。他是个年近五十、行事谨慎的人，我读大学时他教过我的课，学问不错，但是不善于开口，如果不强打精神，很难把他的两节大课善始善终地听完。他很少找人个别谈话，尤其我这样的单身女教师，所以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心中忐忑。
他穿着一件深颜色的过时的中山装，领口袖口磨得发白，胸前有油迹，还有粥斑。当年学校里有很多像他这样不修边幅的老师。他的头发也有许久没有洗了，脑油气味很重，白色的头皮屑一片片地沾在发丝上，肩上也落了薄薄一层。我非常想伸手帮他拂去那些头屑，想来想去还是忍住了，我认为他不会习惯这样过于亲密的动作，那会吓着他。
一开始，他问了我一些很私人的问题：一个人在家做不做饭啊？跟同事相处怎么样啊？对教研室工作有什么看法啊？他的不苟言笑的性格很不适宜问这些家常化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对，我们彼此都觉得谈话吃力。他坐在一张简易沙发上，双手交握放在腿间，上身挺得很直，脸上努力要做出和蔼可亲的笑容，实际上每一根皱纹都透着紧张。
终于他把话题转入正事。系里要主办一个国际性的高分子化学家论坛，有大量的会务工作要忙，得从各个教研室抽调人手，教研室主任打算把这个差事交待给我。
我松了一口气。这么小的事情，弄出这么紧张的气氛来，难怪他脑袋秃顶得厉害。
“会务工作很重要，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干好……”他身姿笔挺，眼神肃穆。
“你放心，我能够干好。”
“葛一虹教授不容易相处……”
“你也放心，我绝对服从她。”
他难得地露出笑容。“拜托了。”他说。
我明白了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如此为难。葛一虹是我们的系主任，年近六十的老太太，有世界知名度的高分子化学家。她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儿女，性格专横，说一不二，在系里很少能见到她的身影，因为她总是风一样地来去，从不跟她助手之外的人交往闲谈。系里每年都要给她更换秘书，那些可怜的人不是自己辞退自己，就是被她毫不客气地赶走。人们背后都说，为老太太工作，第一要皮厚，第二要厚皮，否则是自寻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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