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
终于有了一天，上班的时间，艾忠义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人五花大绑押回家来了。他之前一定被狠狠地打过，鼻孔下面凝着紫色的污血，眉梢上也豁了口子，伤痕像一条爬上额角的蜈蚣，脸颊和嘴角一块红一块青，红的地方肿着，青的地方却是奇怪地往里面凹着。他的头发已经剪成很短，偏就这一点触怒了造反派，他们觉得这人也太聪明了，还没被批斗呢就想好了对付办法，那好，看谁聪明过谁吧。他们干脆拿剃刀把他的头皮刮个精光，然后用墨汁酣畅淋漓地写上一个字：“死”！过多的墨汁顺着他脑袋的弧度四处流淌，一条条拖挂下来，又被汗水稀释得一塌糊涂。他整个的脸，整个的脑袋，看上去就像戏剧舞台上精心装扮的一个厉鬼。
我妈妈一看见艾忠义光脑袋上那个触目惊心的“死”，自己先就死过去了。她倒下去的身体横亘在廊下，上半部倚着窗台，下半部摊开在砖地上，背部折起来成直角，下巴恰好搁在那个大肚子的顶部，姿态非常别扭。此时有经验的胡妈冲过去救了我妈妈的命。她飞快地出手，拇指和食指狠狠地掐在李素清的人中上，腾出来的另一只手又摸索着去掐她的虎口。两下里一齐用力，几乎是咬牙切齿，李素清才悠悠地回过气来。
一个月后，我妈妈生下了小弟艾多。一年之后，所有的人都确认这孩子是个废物。是否因为母亲在孕期的惊吓和大脑电路短暂关闭导致婴儿残疾呢？那时候大家没有这么想过。所有对于生理和疾病的认识，都是在很多年后才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妈妈在里屋床上躺着，由艾早照顾。因为害怕而大哭不止的艾好，被胡妈牵来交由我看管。艾忠义早已被折腾得半死，此时被当成一堆破麻袋扔在院墙角落。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很兴奋地散布在院子各处，用小锤子敲四处的墙壁和地面，看有没有空洞的声响。去年曾经有一户人家，被红卫兵抄家时挖出一个暗室，主家坚持说是从前为躲日本人想出的主意，红卫兵当然不信，一心一意要想象出“基度山伯爵”那样的藏宝故事，结果逼打出了人命。
我们家里会藏有一大箱晶光璀璨的奇珍异宝吗？会有童话故事里那样的聚宝盆和发财树吗？胡妈很坚定地告诉我和艾早说：没有。可我们私底下是希望有的。我们不在乎家里的墙壁和地面被挖得千孔百疮，只盼望世界上果真有奇迹发生，那会让我们灰暗的生活变得熠熠闪光，变得比珠宝更加灿烂。
结果事情的发展令人沮丧：造反派没有找出任何财宝，却在院里的一口荷花缸下面挖出两颗生锈的子弹。我从人缝里凑近去看了那两颗子弹，它们差不多有钢笔的一半那么长，却只有铅笔那么细，弹壳上裹了一层又一层锈斑，疤疤癞癞，分不出弹头和弹尾，你根本无法判断它原本是什么模样。
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家中为什么会藏有子弹？有子弹就必然有枪，枪在哪儿？藏着枪和子弹，不是为复辟是为什么？不是为策应美蒋苏修进攻大陆又是为什么？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这就是明证啊！这就是触目惊心的事实啊！
造反派当即带走了那两颗子弹，也带走了我爸爸艾忠义。子弹的事情要送交公安部门处理，艾忠义则会被进一步严审，交代枪的下落和藏枪弹的动机。
造反派走了之后，胡妈开始收拾狼藉一片的院落，把挖开的坑填上土，把搬开的水缸搬回去，墙壁上打落的石灰砖块，先扫拢，指挥我和艾早一畚箕一畚箕运出门，至于如何修补，那该是我父母的事了，她做不得主。
“作孽噢，作孽噢。”胡妈嘴巴里翻来覆去就是唠叨这几个字。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词汇可以来形容这场劫难。
李艳华下班回家，顺便从医院食堂打回了稀饭、馒头、酱菜。很快张根本也回来了，洗了手，坐下来吃晚饭。我咬着馒头，小心翼翼地说出了从艾家酱园挖出子弹的事。张根本先是似听非听，脸上还挂了一点笑，好像这是一场孩子气的、趣味十足的游戏。李艳华的脸上则是冷笑，幸灾乐祸，因为她一直觉得我父母的日子过得太安逸，儿女双全，吃穿不愁，还雇着保姆，“资产阶级都没这么安逸的。”这是她每每堵在喉咙口的话。
我告诉他们：“造反派说了，如果不交出枪，就把推土机开过来，把房子推倒了搜。”我接着问他们：“推土机是什么样子？”
谁也没有回答我的话，但是我发现他们两个人对视一眼后，双双都陷入沉思。张根本小口小口地喝粥，连酱菜都没有夹过一次。李艳华干脆不吃了，放下碗，两手交叠在桌上，时不时地抬眼偷瞥一下张根本的脸色。看见他们这副神情，我有点忐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我手中的馒头也开始难以下咽。
然后，几乎是同时，他们离开饭桌，一前一后走进房间，李艳华回手把房门关上。我听见他们在房间里嘀嘀咕咕说话。我没有偷听习惯，再说大人们议论的事情我并不能完全听懂。我在外间趁机吃完了一整个咸鸭蛋，咸得我奔进厨房猛喝了一肚子凉开水。
他们两个人打开房门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李艳华的颧骨上有一点点红晕，眼睛也有那么点发亮，走到桌边时，顺手拿过盘子里剩下的一个咸鸭蛋，塞到我的手中。她已经忘了我其实已经吃过一只。张根本一边穿着出门的衣服，把短袖衬衫的下摆塞进西装短裤中，一边有意无意地朝我看几眼，看完了还嘿嘿一笑。
张根本很快出了门。李艳华告诉我：“我得看看你妈去。”跟着也出了门。
他们两个人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蒙眬中我感觉屋里灯光亮了一下，感觉他们两个人又在兴奋地说话，声音轻快，还带着笑。我没有睁眼，翻个身又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我爸爸就被放回家中，还专门给了他一星期假，让他休息。可是他的心情并不轻松，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这看那，唉声叹气。院子里依旧还是狼藉，因为胡妈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原先的整洁格局。艾忠义四下乱走时，我妈妈挺着大肚子站在屋檐下，神色沉郁，一言不发。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两家人同时开始搬家。我们家搬到张根本的小院子里，张根本和李艳华搬到艾家酱园里。搬家之前我妈妈特意把我和艾早叫过去，对我们说明了这样做的原因：艾家只有住进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院子，才能说明家庭跟艾家酱园彻底划清了界线，彻底脱离了剥削阶层，进入城市贫民的行列。而张根本出身好，当过兵，是文革运动中的掌权派，他如果住进艾家酱园，没有人胆敢再跨进大门一步。关键的关键，他是我的养父。“艾家酱园归他住，等于是归艾晚住，一回事，艾家不吃亏。”我妈这么安慰我们。
“那些子弹呢？枪呢？”我想到一个问题。
“没有枪。从来就没有枪。子弹是战争时代留在院子里的，我们谁都不知道。”
“如果用推土机挖呢？”
“不会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妈妈拍了拍我的脑勺。
艾早抬起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回望她。我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心里面感觉胆怯，羞惭，丑陋。天很热，可我却感觉到潮水漫上来的冰冷，就好像我在上学第一天掉进河里一样，铺天盖地的水流涌过来，呛住我的口鼻，让我无法呼吸。
短短的两年当中，我从艾家酱园搬到了前面小偏院，又从小偏院搬回艾家酱园。这种频繁的时空倒错弄得我精神紧张，一时间难以适从。我放学后背着书包会一脚跨进原来的小院，尔后在胡妈忿忿的盯视中猛醒过来，尴尬地退出，灰溜溜地经黑漆大门进艾家酱园。我妈妈有时候看见胡妈的神情，会说她：“你对艾晚这样子干什么？关孩子什么事呢？”可是胡妈就是不听，她心里始终都对我怀有一种怨恨，尽管她自己也承认恨得不对。
我一个人睡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半夜醒来听见老鼠在天花板上嬉戏奔跑，打闹出吱吱的叫声，非常害怕。我坚持放下蚊帐睡觉，到了冬天也放，薄薄的帐纱成了我心理上的屏障，好像多一层纱布就多了一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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