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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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蓓佳




  “如果你出去了不回来呢?”我在电话里嘻嘻哈哈。
  “那你就扔了它们。不,拿出去换麻糖吃。”他也笑。
  星期天,他借了一辆三轮车,自己把东西运了过来。我从窗户里看到他的身影,飞奔下楼,帮他搭一把手。装书的纸箱有好几个,都很沉,我们把旧床单撕开挽成结,一人一边地拎着,慢慢往楼上挪。来回几趟之后,陈清风汗如雨下,上气不接下气,头发一绺绺地黏在额头上,样子很狼狈。他嘲笑自己,说他真是老了,体力明显不如从前。“十几年前我骑车带你们下乡,一路上轮子蹬得飞起来,玩儿一样,是不是?”
  我回答他,十几年前,坐在他车后的艾早恐怕还没有这一箱书沉。
  “别安慰我,老了就是老了。”他用手里的旧床单擦汗。“所以我不想放弃这次的访学机会。我赶的是最后一趟车。来吧,还有两箱,坚持一下。”
  东西全部搬上了楼。狭窄的门厅里横七竖八全是箱包,没有插脚之地。我们顾不上喝水擦汗,一鼓作气地归置东西,把纸箱一只摞一只地靠墙堆好,把衣服和被子塞进壁橱,容易受潮的物件里还放置了樟脑,用报纸隔开。
  “我以前不知道你有这么能干。”陈清风说,“你和艾早在一起的时候,她遮挡了你。”
  “她的确比我优秀。”
  “也不能这么说,人分各种类型,合适的才是最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的艾早和赵三虎,我把艾早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他时,感觉他是真心替艾早高兴的。
  我去厨房里烧了水,晾着,准备冲果珍喝。“你喝果珍可以吗?家里没有茶叶。”
  “白开水就行。”陈清风已经打开电视,目不转睛地收看新闻。
  电视里有学生闹学潮的镜头。一些大学生头上绑了布条,东一堆西一堆地坐在广场上,要求政府给予更多民主。
  “你们学校有没有人上街?”陈清风回头问我。
  “不太清楚。学校不允许老师过问,怕乱套。”
  “北京闹得更厉害些。首都到底是首都,风吹草动都能被各地关注。不过,像这样闹下去的话,结果不会太好。”
  陈清风欲说又止。他刚从北京回来,可能听说了更多的消息。他坐在我的床沿,眼睛紧盯在电视屏幕上,脸色被映得时红时绿,变幻莫测的样子。他的上身还往前倾斜,姿态中有一种急迫和焦灼。我知道他一向关心时局,从前在青阳广播站,他和一帮朋友们就喜欢聚而论道。可是他从来都不喜欢跟我谈论天下大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学化工,他认为科学跟政治是两码事。而他自己学的是文学,文学距政治更近。
  “这个夏天不会安稳。”他自言自语。
  我想,如果这样的话,他还是早点出国最好。
  
  陈清风第二天就回了青阳。出国之前,他得把家里的事情料理一下。他妻子承包着村里的土地,女儿正读高中,儿子正是调皮捣蛋令人头疼的时候,他这一走最起码一年,对老的小的都要做一番交待。
  我参加了葛一虹的课题组,研究一种高分子聚合物,是用于航天材料的。课题跟我的研究方向并不十分对口,我不清楚葛一虹怎么会挑上我。教研室的同事们对此有些看法,认为我背后对葛一虹用了手段,把老太太哄上了手。我们主任还意味深长地点头说:“艾晚,看不出来啊!”大家都明白,参加了葛一虹的课题组,就意味着国家重点项目,意味着成果、论文、出人头地、出国深造机会。知识分子一辈子奔的不就是这些吗?
  我没有办法解释我的清白,只好不说。我每天从早到晚地钻在实验室里,嗅着熟悉的化学药剂的气味,观察电脑屏幕上闪烁不停的光标,记录成百上千的数据,把我跟世界之间的大门关闭到最小。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理发店,刘海是自己对着镜子剪出来的,其余头发用一个腈纶发圈草草绾在脑后。我穿一件特别耐脏的酱黄色工作服,衣服上满是硫酸烧出来的小洞,举起袖子能嗅出布缝里的氨水味。化妆品从来都跟我无缘,艾早曾经送给我一套“CD”彩妆,是她从深圳沙头角进货时买回来的,我把腮红、眼影和唇膏什么的分拆开来,转送给课题组的几个女同事。我不想让自己变得出色,只希望学校里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研究我。
  葛一虹呢?我很少能见到这个风一样来去的老太太。她也从不直接过问我的工作。这样最好,非常好,免得我面对她时总要想一个问题:她真的认为我重要吗?
  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接到了艾早打到实验室的电话。
  “艾晚吗?艾晚是你吗?”
  “是我。”我回答,同时心里开始发沉。如果不是万分紧急,艾早不会往实验室打电话找我。
  艾早说:“如果你附近有人,那么你只需听,不要说话。你千万要沉住气。”
  我说:“好。”我的腿肚子开始发紧,抽筋。
  “陈清风出事了。他打死了一个学校老师。应该算过失杀人,但是也可以判成恶意杀人。我不想让他判刑坐牢。现在张根本把这事暂时捂在手里。我中午会把陈清风送到车站,你在南京接住他,带到你家里住几天。四天之后他会坐上飞机出国,出去了就能把案子压掉。无论如何,这四天之内,你要看住他,别让他出门。艾晚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用劲地绷住面孔,不让同事和学生看出我的异常。可是放下电话之后,有好一会儿我无法挪步,因为整条右腿抽筋抽得僵直了,像打上了石膏一样梆硬梆硬。
  一个学生走过来问我:“艾老师你病了吗?”
  我牵动嘴角,做出笑意:“腿有点麻,没事。”
  “你工作得太辛苦了。”年轻小伙子面带怜悯。
  我鼻子忽然一酸,差点儿就要掉泪。
  
  傍晚,我在中央门汽车站接到了陈清风。他大概有好几天没有料理自己了,胡茬长,头发也长,脸盘瘦了一圈,更显得一双耳朵奇大。他衣服皱巴巴的,鞋子沾满了乡下的黄泥巴,手里拎一个临时买来放置物品的塑料编织袋,走路时步子一踮一踮,有点惊弓之鸟的慌张。我完全想不到陈清风会成了这个样子,他比汽车上走下来的那些跑单帮的贩子还要狼狈。
  “艾晚!”他喊了我一声。
  我摆手,让他不要说话,急匆匆带着他过马路,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我在车上占了一个座位,让他坐下,自己站在他前面,有意无意挡着别人的目光。其实我明白这里暂时不会有追缉他的人,这样的动作是下意识的。如果车上真有便衣,一眼就可以看出我的不自然。
  下车之后,我没有带他走大路,一连穿了几条小巷,从学校后门处插过去,躲躲闪闪地进了楼门。我心里怦怦地跳着,生怕有人拦住我跟我搭讪,那样的话我也许会崩溃,会拉着陈清风拔腿就跑。
  还好,正是晚饭时间,家家户户忙于餐桌上的团聚,没有人愿意在这时候多管闲事。
  进家门之后我才松一口气。不过是一扇薄薄的门,但是感觉上我们得到了庇护,安全了。我接过陈清风那只不伦不类的编织包,扔在门后,催促他去卫生间洗漱,自己进了厨房,用最快的速度做出一锅蛋炒饭,一小盆西红柿榨菜鸡蛋汤。
  陈清风探出一颗湿淋淋的脑袋,问我:“有剃须刀吗?”
  “噢,我没有。吃完饭我给你买去。”我回答。
  他擦干净头脸出来。胡子虽然没刮,但是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走前把衣服留在我这儿,现在拿出来换上,又换了一双家常布鞋,人立刻显得清爽许多。
  “吃饭。”我招呼他,一边把碗筷摆上桌。
  “从明天起我来做饭。我会做。”
  “用不着这样。明天我从学校食堂打饭回来。”
  他有些不安地看我,仿佛在判断是不是说错什么话,让我生气了。他的这副神情让我心里发疼,眼睛酸涩。我解释道:“平常我很少做饭,突然去买菜买米什么的,别人可能会猜测。艾早嘱咐我要保护好你。”
  他沉重地叹口气,一言不发坐到饭桌上,扒自己面前的一碗饭。
  吃饭时,我从他简短艰涩的叙述中弄清楚整件事的过程。
  他的女儿,陈亦知,在中学里成绩特别好,班主任隔三差五把她叫到宿舍吃小灶,辅导汉语修辞和古文解读。这位老师跟陈清风不相上下的年纪,身材奇短,头颅奇大,形象非常怪异。人长得怪,脾气也怪,跟学校同事很少搭讪。结过一次婚,老婆是白癜风患者,半边脸红半边脸白,模样也挺吓人,后来就离了。有一个儿子跟着老婆过。老师叫陈亦知去宿舍补课,开始别人也没有生疑,因为这人不是个风流倜傥的性子,与人相处自卑多过潇洒,人家一般不把他往那方面想。后来补着补着不对劲了,陈亦知的成绩不升反降,语文英语数学历史统统考不过班上同学,整天神思恍惚,人瘦得风吹就倒,有一天上晨操还真的晕倒在操场。陈清风老婆以为女儿读书辛苦,杀鸡买鱼给她进补。没用,女儿还是一副怠倦迟钝的样子。前几日陈清风到家,立刻察觉到情况不对,叫过女儿细细盘问,这才知道女儿遭遇了变态狂,那个武大郎一样的语文老师不仅占有了陈亦知,还专门弄来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金瓶梅词话》,照着书上写到的场面,依样画葫芦地耍着这个眉眼带风情的女孩子。十六岁的陈亦知被他耍弄得似痴似魔,又恨,又怕,又上瘾着迷,说又不好说,哭更不敢哭,人变得三迷五道非人非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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