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
我不在乎。我年轻，根本就不存在面子问题。再说仅仅是做一次会务，一两个月的事情，就算每天挨骂一次，总次数也还是有限。
我去会务组报到，被分配做秘书工作。我的临时同事有二十多个，有从学校外办抽调过来的，有接待处的，有系办公室的，还有像我这样原属于各教研室的年轻老师。我们系里还是第一次操办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大家都有点紧张。会议上的事情环环相扣，有时候一个环节关注不到，会导致全盘尽失，这是校外办主任在预备会上反复敲打我们的话。
葛一虹在预备会开到一多半的时候推门而入。她矮胖，肤黑，五官粗疏，看人的神气带着嘲谑，或者干脆就是不屑。但是她的一头花白的头发烫得很有品味，蓬松在耳后，泛出几道浅浅的波浪。她的服饰同样讲究，是一套豆沙色的精纺毛料西服，搭配了一条色彩热烈的真丝围巾，两耳上甚至还配有一对硕大的珍珠色耳环。脚上是一双咖啡色低筒靴，靴面沾着一层浅浅的灰尘，可以想像她走路时匆匆忙忙的姿态。
“都做好了吃苦耐劳的准备吗？”她一屁股坐下来，目光锐利地扫视我们，开口就问了这一句话。然后，她简短地介绍了会议的前期筹备工作，会议的宗旨和意义，与会者的大致情况，大会论文的提交情况。“中国人的历来习惯，事情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得最好。对我们这个国际会议同样如此。请大家同心协力，打一场漂亮的大仗。”这句话说完之后，她不等大家反应，抓起桌上的材料袋，起身便走。
这个率性的老太太，她的确是一阵风，刮过会场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会务上的工作非常繁琐，尤其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八十年代，光是联系来自国外的几十个与会学者，就已经让人焦头烂额。我们不断接到来自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学者的询问：“你们有电邮地址吗？”不，我们没有。我们知道国际上有了互联网，可我们没有连接上去，没法儿从电脑中实时收到对方的信息。我们没有移动电话，系里只有办公室的一台座机可以拨打国际长途，大部分的联络工作靠信件，国际航空信，一星期到十天可以送达，看你是否有运气赶上最近一趟航班。
国际会议开幕的酒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葛一虹照例要致一个欢迎词。秘书组把撰写欢迎词的任务落实给了我。初稿出来后，葛一虹大加称赞，当众表扬了我，认为写得有文采，化学系还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好的文章。其实她不知道，稿子是经过陈清风帮我润色的。我认识陈清风这么多年，这是惟一一次求他帮忙。我像是在讨葛一虹的好，一心要让她赏识我。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仅仅是虚荣心？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很多时候，当我们格外卖力地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行动并不受思维支配，仅仅是想要去做，非做不可。
葛一虹要求我自己把这篇欢迎词译成英文。但是她对我的译文很不满意。她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当面给我修改。有很多语法上的错误。还有一些习惯用词的错误。形容词用得也不准确，还有更好一点的选择。当一个别扭的句式出现时，她大声地读出来，夸张了那种别扭，让我面红耳赤。她嘲笑我不会使用被动语态。“The party has been planned since the new year .”（这个聚会自新年起就已筹划了。）可是我仅仅用了“plan”，而没有用“has been planned”，诸如此类。“谁教了你们大学英文课？”她有点恼怒地问我。“四年大学加三年研究生，英文都学了些什么？”
我喜欢看她紧皱眉头的不满姿态。被她面批过一次英文翻译，我忽然感觉自己在语法问题上大有长进，许多从前模糊的知识点变得清晰。我忍不住地有了冲动，眼睛里看到的每一个句子都想用英文翻译一把。
教研室主任有一次在楼道里碰到我，他难得微笑着说：“艾晚，葛教授大概很赏识你。如果她留下你做办公室秘书，你觉得怎么样？”
我几乎吓出一身冷汗。喜欢老太太是一回事，做她的秘书又是另一回事。做秘书，意味着我从此要跟文字和会议打交道，我的七年专业课白学了，我指望着熬成副教授、教授的梦想也破灭了。不，我没有这个准备，这不是我想做的事。
幸亏教研室主任的一句提醒，使我没有在老太太跟前陷得更深。我适时而止，没有进一步卖力表现。否则的话，五年之后，我不可能得到去美国布法罗大学进修专业课的机会。
初夏。有一天我偶尔经过从前住过的大学宿舍，发现泡桐树又开花了，紫色的花朵层层簇簇，堆云叠雪，颜色看起来比从前更浓更艳。树龄跟花的颜色有关系吗？应该不会。可能是我有好几年没有注意到泡桐树的缘故吧。
女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夏装。跟我的大学时代相比，服装的变化似乎比时局和政治的变化来得更快。典雅的公主裙，夸张的泡泡裙，狂野的牛仔裙，妖娆的鱼尾裙，还有大摆裙，铅笔裙，一步裙，超短裙，蝙蝠裙……五花八门的裙装把这个面孔单调的工科院校打扮起来，校园里百花盛开蝴蝶翩翩，空气是热烘烘甜丝丝的，走路走得稍快一点，心里会荡漾，脸上泛出红潮，肌肉发酸，眼神恍惚，脚步不知不觉飘起来，喝多了米酒一样。阳光晒在皮肤上，不像盛夏有刺人的灼疼，但是时间久了也会发红，手摸上去微微地发烫，感觉像发着低烧，人不难受，反而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愉悦。
晚上八点多钟，我做完手头的一个催化剂的实验，从教学楼出来，拐到小卖部买了几个面包，拎着回家。在实验室闷了一天，身上满是化学药剂的酸味，衣服黏在身上，像是在热烘烘的空气里发酵了，被那些化合、聚变、分裂之后变得面目全非的分子们浸泡得膨胀了，紧紧挤压着皮肤，使汗水无法排泄。我迫切希望回家冲个澡，换上干爽的睡裙，就着一袋榨菜片，一边啃面包，一边看看电视节目。或者读几页小说也不错，我刚从图书馆借来一套《川端康成文集》，那些优美讲究的文字需要靠在床头慢慢地读，就像含食话梅一样，先用唾液浸湿，把果肉泡开，再吮出咸咸甜甜的滋味，咽下去，获得满足。
单元门洞里黑漆漆的，大概楼道灯又坏了。在我们这儿，公共设施总是比私人物品容易损坏。楼道里的空气有点闷，有一股石灰和水泥受潮发霉的甜腥气。家家户户房门紧闭，隐约能听见电视剧里人物对白的声音，很激烈，还夹着不顾一切的哭闹。电视剧总喜欢夸张人物情绪，把喜怒哀乐的动静弄得很大，仿佛非如此不足以成“戏”。有趣的是那一天全楼道的人家不约而同收看了同一部电视剧，所以我几乎是一路追着哭声闹声上楼。
我家门口的楼梯扶手边倚着一个黑影，听见脚步声，黑影转身。“艾晚！”
我拍着胸口喘息：“艾早，你吓死我了。干吗不去学校找我？”
“刚刚对门老师上楼，说看到你在小卖部，我想你快回来了，找岔了反而不好。”
我打开门，艾早把门口的行李提进屋。是一个纸箱子。打开看，里面装着日本产的“夏普”微波炉。
“哪儿来的？”
“张根本让我带给你的。一个日本华侨回青阳，送了他这个东西。他说你用最合适。”
我抿嘴笑：“是他受贿的吧？”
艾早跟着笑：“你管他！”
她把微波炉从纸箱里搬出来，自作主张地替我安顿到冰箱上。炉子很沉，我上去搭了一把手，才放置妥当。这么沉的东西，不知道她是怎么从车站弄过来，又一个人搬到楼上的。艾早这个人实在是能吃苦。
我看了一遍说明书，然后拿了两个面包放进微波炉，试试怎么用。
“加热要几分钟？”我征求艾早的意见。
“两个馒头应该是两分钟，面包不知道。”
我把旋钮拧到两分钟。过不多会儿，叮地一声响，炉膛里灯光熄灭。开门取面包，烫得我差点儿扔出去。等热气散尽时，发现原本松软的面包已经僵缩成婴儿拳头大小的面团，里面干硬板结，用劲咬一口在嘴里嚼，像牛筋，无法下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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