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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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蓓佳
纪宏林伸手向墙边的沙发：“你请坐。我们早晨已经通过了电话，不算陌生。”
我迫不及待提出要求：“我姐姐在哪儿？我想见她。”
他苦笑一下：“对不起，这不可能。她现在是杀人嫌犯，就连律师见面都要事先申请。”
“你申请了吗？”
“我提出保释。四十八小时会有答复。”
“这就是说，我要一分一秒地等完四十八个小时？”
“其实你不需要等。以我的经验，像艾早这样的情况，保释要求基本不可能答应。我提出要求，不过是要走完一个法律程序，以免留下遗憾，也是给家属一个交待。”
他嘴里的每句话都像一颗子弹，简洁，冷峻，置人于死地。
“为什么？”我问他，“艾早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已经离婚十年了！”
他摇了摇头。“他人是地狱。”他说，“黑暗而幽深的地狱。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无法窥见一个人完整的内心。”
“张根本的太太呢？她在场吗？”我想说的是，张根本被杀时，他年轻的老婆是否亲眼见到？她做出了什么反应？
纪宏林告诉我：“半年之前，张太太办妥了投资移民，带着小孩子去了澳大利亚。”
我张大嘴，惊愕不止。这事张根本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艾早也没有提起。
纪宏林又说：“其实我已经没有义务介入这个案件，因为张总的公司不久之前已经清盘，作为张总公司的律师，我跟他之间同时结清了一切。如果你需要我继续服务，你要签署一份家属委托书，另外，我必须按小时收费。你同意吗？”他冷静地看着我。
我还没有从刚才的惊愕中走出来。我此刻的模样，一定像个傻瓜，浑浑噩噩什么都不知情的傻瓜。
我问他：“为什么清盘？公司不是一直做得很好？”
纪宏林摊开手：“是张总的决定，我不清楚原因。张总把公司股份卖给了一家香港商业集团。谈判时间很短，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
“一定有原因。”我说。
他沉吟一下：“也许张总倦了，不想再做下去了。”
说到这里，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用中指推到我的面前：“艾早委托我转交你这张银行卡。她说是张总卖掉公司后分给你的一笔钱。你是张总的养女？”他忽然问了我这句话。
我迷迷瞪瞪地看着他，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拿出一些文件，一张一张地递给我：“这是银行卡的签收单。你把卡号写在这儿。这是律师委托书。你需要委托我吗？”
我需要委托他。我在这儿只有他这一个指靠得上的人。我拿起他递给我的大号钢笔，在文件上签了字。
“纪律师，请你想办法尽快见到我姐姐。求你一定要帮她！”我的声音里有一点颤抖。
“我会尽力。这是我的责任。”他很严肃地回答我。
可是他没有给我吃定心丸，也没有给我开任何空头支票。我们握了手，然后我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去。猛地一下子，我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空落，五脏六肺都抽走了，腹内空空，走路飘忽，平衡尽失。法律是一堵冰冷的墙壁，我撞上之后才稍稍清醒。原来我此行见不到艾早，这事比我想象的更加严峻。
一九九四年春节，我第一次到深圳。
艾早和张根本刚刚结束了他们在海南的资本原始积累期，转战深圳，注册了一家公司，购买了高档生活区内的商品住房，雄心勃勃着手筹建一个张姓商业王国。
艾早给我打来电话说，房子装修好了，专门给你留了一个客房，来住几天吧。她还说，知道你很快要去美国进修，你要是来，我给你好好买几身衣服，深圳的衣服多得让你挑花眼，你关在南京的校园里，想象不出华服美鞋可以怎样地重塑一种人生。
我爸爸妈妈催促我接受邀请。艾早离开青阳整整五年，没有回过家。爸爸妈妈嘴里不说什么，心里一直惦记她，不知道她跟着张根本变成了什么样。一九八九年张根本变卖了我们家的房产，带着全部卖房款携艾早登上长途客车时，爸爸妈妈发誓跟他们断绝关系。老两口都是好面子的人，说出去的话没有理由再收回，所以我成了他们跟艾早之间的联络员。
艾早开着新买的美国车去机场接我。她的气色很好，看上去似乎比我年轻，大概如她所说，是用了一种瑞士产的生物化妆品的缘故。她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裙装，上衣短而窄，领口一直翻开到腰线，饱满的胸部有呼之欲出的危险。沿衣边用仿水晶的小钉子镶出一道亮闪闪的线条，使朴素沉稳的藏青色立刻改了面孔，端庄中透出华贵，华贵中又有一点点俏皮。她脚上的鞋，手里的包，都是跟衣装精心搭配出来的，相补相衬，说不出来的和谐。我在见她的第一眼，恍然明白了什么叫一个人的“着装品位”。
当时我在牛仔裤里面还穿着一条厚毛线裤，脚下是咖啡色腈纶绒的保暖鞋，一件紫红色的晴纶轧花棉袄已经脱了，鼓囊囊地抱在肘弯里，跟身边很多走出机场的北方旅客一样，既老土，又狼狈。
艾早先是正面端详我，又抓住我的肩，将我反身过去，从背后打量我。她一句嘲讽我的话也没有说，先把车开到国贸中心，给我换装。在琳琅满目的品牌店里逛了一圈之后，她帮我挑了一条咖啡色的针织背心裙，里面衬一件薄薄的奶白色羊毛衫。她还给我配了一条披肩，一个米色手袋，一双褐色皮鞋。在试衣间里换上新衣服，然后她把我脱下的冬装卷成一大团，塞进两个带拎手的购物袋，轻轻松松地出门。她是用商场消费卡付的账，我甚至没有看清一共花了多少钱。
出了商场门，艾早用她的“大哥大”电话跟张根本联系。张根本已经在楼下的粤菜餐厅里给我们订了位。张根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跟你姐姐越来越像了。”
可是张根本的模样跟几年前有了不少变化，他开始发福，一件肩头和肘弯处镶着咖啡色软皮的毛衣绷在肚子上，笑起来的时候，鼻尖上沁出闪亮的油脂。从前总觉得他的脑袋有点小，还有点尖，透着机巧和精明，现在因为胖，脑袋上长了肉，不觉得小了，可是前额却又秃了顶，额头无端地宽出来，成了大片的跑马地。
张根本摸摸他的头，问我说：“小晚，你看我是不是老了？”
艾早不客气地回答他：“你怎么会不老？我和艾晚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张根本“啊”地一声，像是刚刚意识到我的长大。尔后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要是结了婚，我也可以抱个外孙子啊！”
我偷看艾早一眼，心里无端地跳，忍不住地慌张。艾早没有发觉我的异常。她笑着在我面前放下一杯新鲜芒果汁：“艾晚你别理他，他是自己想儿子想疯了。”
那天的晚饭让我大开眼界，因为张根本居然点了一只两斤多重的澳洲大龙虾。穿白衬衣黑背心的俊美侍者将龙虾囚在一只桶里送上来给张根本过目的时候，龙虾的两只巨钳还在绝望地舞动。我们还吃了青蟹，吃了鲜贝，吃了清蒸的石斑鱼。张根本很会吃鱼，他拿一根筷子竖着往鱼背上一戳，就知道这条鱼欠了火候还是蒸得老了。几年当中，他一定是吃了无数条清蒸海鱼，才历练出这样的手感。
我实在不知道他对我的款待为何如此隆重。他是我的养父，他供我念完小学、中学、大学，又在南京就业安家，即便他对我摆出为父的尊严，有一点爱理不理的矜持，那也是该着的，我不会有丝毫怨言。
席间我几次要说到我的父母，都被张根本岔过去了。他不想谈论他们。从前他就对我父母不屑一顾，现在依然如此。他在骨子里瞧不起知识分子，尤其是那种有点迂，有点倔，又有点自以为是的人。
走出国贸中心，上了艾早的车，我才想起来，从见面到现在，我还没有喊过他一声“爸”。当然，当着艾早的面，这称呼会使大家难堪，所以我不喊是对的。我问艾早，他怎么不一块儿回家，艾早说，这会儿就回家了？还有一局麻将等着他呢。我说他什么时候爱上搓麻了，他的手气好吗？
“他不能手气好。”艾早笑了笑，“他去了就是要输钱的。”
第二天一早，艾早接到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跟对方聊了一会儿，好像还谈到了付钱不付钱的事。放下电话后，她迟疑地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她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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