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
如果我和艾早想看看那些邮票，他也能同意。他会让我们在桌子对面站着，手背到身后，由他把集邮簿倒过去朝向我们，再轻轻翻动页面。每页的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好像多一秒那些邮票就会氧化得快一些。我记得他给我们看过一套“广播体操”的特种票，全套总共四十枚，整整齐齐排满了集邮簿的好几页。他还有几大张没有裁开的“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纪念邮票，面值是八百元。我们都以为八百元是个大得吓死人的数字，可是爸爸说，这是旧币的标价，实际上也就是现在的八分钱。
九十年代，我父母到南京小住，偶尔逛进了一个邮票市场。他在市场里看到一张“集邮报”，报上的消息说，四枚一套的“十月革命35周年”纪念票，拍卖价五点五万人民币。我爸爸当时就血压升高，头晕要吐。
早在“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随着“清查阶级队伍”运动的深入，我们家中被抄，爸爸的十几大本集邮簿全部不知去向。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那些宝贝。他一直怀疑是张根本暗中搞鬼，联手那些不谙世事的红卫兵，扫荡了他的家。如果是张根本搞鬼的话，不知道他把那些集邮簿藏匿在哪儿，因为我在他家中生活了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张邮票的影子。
我妈妈李素清说，张根本是当公安的，他多鬼呀，他昧下了你爸爸的东西，会让你看见？绝对是这样。论心眼儿，我父母斗不过张根本。
我妈妈的家族历史跟艾家截然不同，不是那种靠家庭作坊辛勤工作而成殷实的，她家族的一夜暴富带着更多的机缘和偶然，有着接近于民间传说的浓烈色彩。
李家本来世代务农，养一头骡子，支一盘小磨，闲时做做豆腐挣几个铜板。可是有一年乡间土匪横行，官兵大肆围剿，眼见得包围圈越缩越小，土匪头子成了瓮中之鳖，无处可逃。那天夜里李家老爷子听见磨房里骡子把门板蹬得咚咚直响，他胆小，没敢出去查看。天亮后才发现骡子不见了，是被人割了缰绳强行牵走的。磨房草堆里却藏了一袋东西。他弯腰去拎，手里一沉，差点儿闪了老腰。打开看，光灿灿一袋金银珠宝。李老爷子心中狂跳，知道是土匪头子用这袋财宝抵押，换走了逃命用的骡子。
老人家担心土匪报复，不敢报官，小心地挖个坑藏起钱袋。他等了一年又一年，胡子都等得白了，取钱的人始终不来。他于是想到，那人肯定早已被官府逮住，砍掉了脑袋。藏在他家磨房里的宝贝，就这样成了无主之财。李老爷子没有做到“拾金不昧”。他小心翼翼地开始花这笔天上掉下来的巨款。怕人起疑，他不敢在乡间买地，就背了钱袋进城，买房子，买店铺，买一堂又一堂的红木家具，买昂贵的古董字画。老爷子读过乡村私塾，颇识文墨，知道钱财要怎么花出去才有价值。李家境况最火时，城南绵延一条街都是他的房产。
俗话说得好，最富不过三代。日本人占领县城时，我舅舅才不过十五岁，却已经是青阳城里赫赫有名的败家子。他吃喝嫖赌不算，还抽大烟，卖空了家中一切，最后为了争一个窑子里的女人而当上汉奸。新四军打过来时，一颗子弹结束了我舅舅的小命。青阳城解放，李家的房屋店铺全部作为汉奸敌产没收，寡居的外婆只能带着我的妈妈李素清赁屋而住。我妈妈还有个表妹叫李艳华，自小父母皆亡，外婆好心收留她在身边，饭一口粥一口拉扯长大，我们称她做“小姨”。
我妈妈靠外婆变卖首饰一直读到师范毕业。李艳华的学历稍低，却也读完了小学。在当年的青阳城里，这已经是女孩子当中数得过来的文化人了。我妈妈毕业后在县中当老师，教历史。李艳华参加工作，当县医院的外科护士。外婆死前曾经嘱咐我妈妈，李家就剩素清和艳华这一对表姐妹，无论什么时候两个人都要互相帮衬，同心协力地过好日子。所以，我妈妈嫁给艾忠义的同时，也给李艳华找到了一个对象，那就是刚从部队转业到青阳县公安局的科员张根本。
我妈妈和爸爸住在艾家从前的酱园里，前面有三间门面房，让李艳华和张根本住着。五十年代的年轻人都单纯，对私有财产的厌恶远远超过渴望，房子给李艳华两口子住就住了，谁也没提过交房钱的事，更没有提过产权归属的问题。
胡妈不止一次讲述给我们听：张根本头一次上我们家的门，穿着一件部队里穿旧的绗缝棉袄，棉袄的领口、袖管、前襟是成片的油渍，梆硬梆硬，凑近前都能闻到那股油哈喇味，脱下来随便一扔，棉袄支棱着都不带歪倒。胡妈嫌恶地说，他怎么就不洗一洗啊！他居然能穿得住啊！那身衣服能叫衣服？根本就是油坊里的抹布！
很久之后艾早跟张根本提这事，他嘿嘿笑着，解释说，就那么一件棉袄，罩子是它，里子也是它，怎么洗？洗湿了穿什么？
我妈妈当年没有以貌取人。李艳华也没有。她们从这个嘿嘿干笑着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他日后的能力和前程。我妈妈做主，把李艳华风风光光地嫁了出去。外加三间修葺一新的青砖小瓦房。
胡妈却看不起张根本，提到他，她就要撇嘴，鼻子里重重地哼一声，表示这个人不值一说。起因是张根本白住了艾家的门面房不算，几年之后，又不打招呼地占据了一角院子。院子从前真的很大，几乎比半个足球场还大，因为艾家从前开酱园的时候，要在院里放置大大小小的酱缸。后来酱缸搬走了，地方就空出来了，就长树，长花，长草。胡妈总是向包买我们家粪水的吴麻子讨树苗。石榴，枇杷，泡桐，桔树，什么都要，甚至还要过一棵很稀罕的无花果树。
张根本是这样占据院子的：他借口李艳华神经衰弱，怕吵，找人把门面房朝街的大门砌死了，改由后门进出。后门进出要借道我们家的院子和大门。两家人走一个门总是不方便，所以他在院墙上靠近他家那边重新开个洞，安上门。新门跟那扇黑漆大门并列，当中隔了十步距离。在这十步距离中，张根本再砌一道墙，拐一个直角的弯，连接到他的山墙上。酱园大院的四分之一，就这样被张根本活生生地切走。他的三间门面房转眼间改造成为一幢独门独院的舒适雅居。
“这人太不要脸！”胡妈忿忿地说，“世上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我把话说在这儿，姓张的就是一只喂不饱的狼！你们都看着吧。”
不识字的劳动妇女有时候就是厉害，胡妈提前看穿了张根本的狼性，也预言了我们家日后可能会有的灾难。
我爸爸当时坐在正房窗前，举着夹邮票的钢镊子，一脸的息事宁人：“圈就圈了吧，这院子本来也太大，打扫起来都不方便。”
我妈妈站在朝南的廊下，张开五指当梳子，拢了拢齐耳的短发，隔着窗户对他说：“至少他该先征求我们意见。”
爸爸嘿嘿一笑，从胸袋里掏出那个记事本，小心翻开，一边往他的集邮簿里倒腾，一边有口无心地替张根本辩护：“不就因为是亲戚嘛！如果拿我们当外人，他还真不会这么干。”
在我和艾早两个人中间，小姨李艳华比较喜欢我，有时候她会把我叫到她房中，打开一个红色的玻璃糖缸，拿出一块上海软糖，笑眯眯地看着我吃。
“别告诉艾早，”她说，“昨天她对我吐唾沫了。以后小姨只给你一个人吃糖。”
我剥开糖纸，把淡棕色的奶糖咬下一半，剩下的仍旧包好。
李艳华笑得下巴直抖。“你这个小东西，还知道细水长流啊。”
其实我一回到家，就把那半块糖呈给了艾早。我习惯了有好东西跟她分享，她对我也是同样。我们之间没有欺骗和隐瞒。
我曾经在张根本的家里看见过他的一把枪。当时那把枪连同枪套摆在矮柜上，我走过去的时候，鼻尖刚好跟枪套平齐，于是闻到了一股奇怪的皮革味，还有夹杂在其中的铁器味和机油味。那些气味十分陌生也十分怪诞，浓烈熏人，闻过之后我觉得头晕想吐。
张根本出现在门口，嘿嘿地笑着，对我说：“哈，这东西会咬人的，你可千万别碰。”
他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衬衫下摆束在蓝色的裤子里，一条褐色的皮带有我的手心那么宽。自从住进艾家之后，他变得讲究卫生了，衣服从来都穿得一丝不苟。在李艳华的督促下，他还习惯了回家洗手，习惯了把头发梳成三七分，再抹上一点点头油，不让那些发丝翘起来乱成喜鹊窝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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