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冷月
作者：（美国）杰弗里·迪弗
“三百多。”
“哎，可惜……”
“哎……”
“哎，是啊。”
她冲着放钱和钞票夹的塑料证物袋点了点头。“好像是刚从自动取款机里提出来的。丢的可真不是时候，是吗?刚提出来的钱。”
“是的。”他扮了个鬼脸，还笑了笑。
“你什么时候到地铁站的?”
“九点半。”
“不是更晚一点的时间吗，你确信吗?”
“我很确信。我在站台上看过手表。准确地说，应该是九点三十五分。”他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那是一块硕大的劳力士金表。丹斯觉得他之所以要低头看表，其目的在于表明，这么贵重的手表一定能给出准确的时间。
“然后呢?”
“我就回家了，在公寓楼附近的一家酒吧吃了晚饭。我妻子出差了。她是律师。处理公司融资方面的工作。她已经是公司合伙人了。”
“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大约十一点。门卫已经向他们证实了。”他又向塞利托点了一下头，“但他们似乎还不相信。”
“我们再回想一下雪松街的情况。那里有灯光吗?有没有人住在那附近的公寓里?”
“没有，那里都是写字楼和商铺。没有住家。”
“也没有餐馆吗?”
“有一些，但只在午餐时间营业。”
“有没有建筑工地?”
“街南边有一座大楼在翻新。”
“人行道上有人吗?”
“没有。”
“有没有开得很慢的汽车，显得很可疑?”
“没有。”科布说。
丹斯隐约觉察到其他警官都在注视着她和科布。他们非常焦急，像大多数人那样急切地等待着坦白时刻早点到来。丹斯对此不予理会。除了她自己这个探员和调查对象之外，她心无旁骛。凯瑟琳·丹斯投入了她自己的世界——也就是她儿子韦斯常说的那种“特殊地带”。
她回顾了一下谈话记录。然后她合上笔记本，换了另一副眼镜，仿佛在离开阅读状态，而改用远视眼镜。其实两副眼镜的度数是一样的，只是前一副的圆镜片更大，镜架是彩色的，而后一副则是长方形的小镜片，配有黑色的金属镜架，使她看起来更有侵略性。她将这副眼镜称为“终结者眼镜”。丹斯往对方身边移进了一些。科布将腿交叉了起来。
丹斯用更为尖锐的声音问：“阿里，那些钱到底从哪儿来的?”
“什么——”
“那些钱?你不是从自动取款机里提出来的。”刚才，她发现阿里在解释钱的来历时表现出更高的压力水平——他的眼睛紧盯着丹斯的眼睛，但是眼皮却稍稍有些低垂，而且呼吸频率也改变了，这两点都严重偏离了他说实话时的基准反应。
“没错，我就是从取款机上提的。”他开始了反击。
“哪家银行?”
阿里停了片刻，然后说：“你不能逼我告诉你。”
“但是我们可以发传票检查你的银行记录。我们还会一直拘留你，直到我们拿到这份记录。这要等上一两天的时间。”
“我真的是用那该死的自动取款机提钱的。”
“那不是我所问的问题。我问的是，你票夹里的现金是从哪儿来的?”
他的目光垂了下去。
“你没对我们说实话，阿里。这意味着你惹上了大麻烦。好了，钱从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也许有些是我从公司的小额现金账户中取出来的。”
“你是昨天才取出的吗?”
“我想是的。”
“有多少钱?”
“我——”
“我们也将发传票检查你雇主的账本。”
他听了以后显得非常震惊。他立即说：“有一千美元。”
“其他钱在哪里?票夹里只剩三百四十美元。其余的呢?”
“我在汉诺威酒吧花掉了。这是公司的招待开销。属于合法消费。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在问你其余的钱到哪儿去了?”
科布又停顿了一下。“我放了一些钱在家里。”
“家里?你妻子回来了吗?她能证明你的说法吗?”
“她还在出差。”
“那么我们就派一位警官去你家找这些钱。钱究竟在你家里什么地方?”
“我也不记得了。”
“五百美元?你怎么能忘记把五百美元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我不知道。你把我问糊涂了。”
“昨晚你在家附近的酒吧里吃了些什么?”
“我吃了个汉堡包。”
“配什么一起吃的?”
“嗯，薯条。”
“谁给你点餐的?”
“就是……就是那个酒吧招待。当时人很多，连个空座位都没有了。”
“那招待叫什么名字?”
“嗯，叫杰克。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如果你——”
“你怎么付账的?”
“现金。”
“吃了多少钱?”
“大约十美元。”
“你有没有喝饮料?”
“两杯啤酒。”
“吃了一份汉堡包，加上两杯啤酒，账单上却只有十美元。未免也太便宜了一点?”
“我是说光是汉堡包就值十美元。”
“但我刚才问的是你的全部账单，不是汉堡包。”
“我说的是汉堡包。”
在回答所有这些近似机关枪速射般迸发出的问题之前，科布都有极其短暂的迟疑，正是这些迟疑让丹斯清楚地意识到他昨晚根本没去过那家酒吧。她向前又靠近了一些，进入一种更具威胁性的交往空间。“你在雪松街上到底做了什么?”
“走到那该死的地铁站去。”
丹斯一把抓起曼哈顿地图。“汉诺威酒吧在这里。地铁站在这里。”每次她用手指敲击厚厚的地图时，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要从汉诺威酒吧出发前往华尔街地铁站，根本不需要经过雪松街。你为什么要这样走?”
“我想活动活动，把刚刚吞下肚的‘大都会’鸡尾酒和鸡翅热量运动掉。”
“人行道上结了冰，气温只有华氏十几度，这样的天气你还要运动吗?你经常这样走吗?”
“不。昨晚只是偶然想起这样做的。”
“如果你不是经常走这条路，那么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雪松街的情况?例如这里没有住家，餐馆打烊的时间，施工工地的位置?”
“我本来就知道。见鬼，这又有什么错呢?”他的前额渗出了汗珠。
“当你把钱弄丢的时候，你说过是因为伸手去口袋里拿地铁票，你当时有没有取下手套?”
“我不知道。”
“我想你取下了手套。戴着厚厚的保暖手套，你的手不可能伸进口袋里去。”
“好吧，”他立马回道，“你什么都知道，好吧，我的确取下了手套。”
“当时气温那么低，你为什么要在到达地铁站之前十分钟就拿出地铁票?”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说话。”
丹斯用坚定而低沉的声音说：“而且你也没有在地铁站台上看时间，是不是?”
“不，我看了。当时是九点三十五分。”
“没有，你根本没看。你不会在夜间的地铁站台上炫耀自己价值五千美元的手表。”
“好吧，到此为止吧。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当审讯官与说谎的调查对象对峙时，这个对象就会感受到强烈的压力，而且会用各种方式来应对，以便逃避这种压力。最有破坏性、最难以对付的应对方式就是以愤怒，随后便是沮丧，接着是百般抵赖，直至最后与审讯官讨价还价。审讯官的作用在于判断嫌疑犯处于何种压力状态，并且要中和这种压力——以及后来出现的所有压力——直到最终迫使嫌疑犯进入认同状态，也就是坦白状态。
丹斯在心中揣摩了一下局面，发现尽管科布显得有些愤怒，但是他主要还处于抵赖的状态——这些调查对象很容易拿记忆力不好作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同时责备审讯官对他们发生了误解。击溃这种抵赖的调查对象的最佳办法是采取丹斯刚刚使用的策略，那就是“针对事实，各个击破”。面对性格外向的对象，需要抓住他们的家庭生活问题穷追不舍，一个接一个地揭穿他们供述内容中的矛盾之处，直至他们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
“阿里，你七点半钟下了班，然后去汉诺威酒吧喝酒。我们清楚这一点。你在酒吧里停留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之后，你步行两个街区，绕道前往雪松街。你对雪松街非常了解，因为你经常去那里召妓。昨天晚上，九点到九点半之间，有个妓女将车停在那条巷子附近。你和她谈妥了价格，然后付了钱。你和她一起上了车。十点一刻左右你完事下了车。这时你的钱掉在了路缘边上，也许是因为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看你妻子是否给你打过电话，或者是为了掏出一些零钱来付小费。就在这时，凶手开车进了巷子，你发觉了，而且看见了一些情况。什么情况?你都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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