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穿旗袍的姨妈
作者：里 程
事隔十五年之后，过八十岁生日的四姨妈，将一块手帕包着的金银首饰平分给她的三个女儿。其时的黄金价格大大上涨，按照市面行情，四姨妈的三个女儿分别继承了价值几万元的黄货。四姨妈的这些金银首饰是从哪儿弄来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唯一遗憾的是，四姨妈八十大寿那天，当年那个绞尽脑汁的谈判功臣、她的乘龙快婿已不在人世了。
这场遗产风波中的主角当然非舅舅莫属。从一开始他就占了舆论的上风。无论是操办丧事还是具体筹划各类细节问题，他都事必躬亲地过问和决策。这时的舅舅真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他喝了那么多年的酒，好像就是为了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他令人难以置信地戒了酒，风尘仆仆地在这座城市里赶来赶去。当有人关心他的身体，问他累不累时，他无可奈何地将双手一摊，说：“这有什么办法，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姐姐的事当然得由弟弟包了。”
当时舅舅这么说时，谁也没有引起注意，谁也没有真正从他的话里领会其真正的意图。唯独这句话传到四姨妈的女婿耳里，前中学校长清癯的脸庞上，一对有神的眼睛凝然不动，幽幽地说：“这话也不能这么说。现在是新社会了，男女都一样，姐姐的事妹妹们也该多加操心才对啊。”
现在看来，当时只有四姨妈的女婿是清醒的，只有他是听懂了舅舅话里的弦外之音。后来当舅舅借清点财产之名，向四姨妈索要房门钥匙，这个唯一的清醒人即刻跑来对我母亲说：“清点财产应该大家都在场，不能让舅舅一个人擅自行事。”
舅舅显然感到了某种阻碍他意志的力量的存在，他的话一次次被打了折扣或干脆无法付诸现实，他察觉到了问题的棘手。那时他肯定已审时度势，看出他的弱点：不能对簿公堂，不能将遗产问题交付政府机关处理，那样的话，他作为男性同胞的优势将丧失殆尽。而实际上，四姨妈的女婿已经说过类似“舅舅是教师，是懂法律的”这样的话。舅舅深深懂得，只有在家庭内部解决遗产问题，才会对他有利。鉴此，他接受了四姨妈提出的成立遗产小组的建议。在他看来，四姨妈的女婿出不出场，四姨妈都是听他的。针对这一建议，舅舅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一个非同小可的决定，这一决定事后被证明是无比英明无比正确的。
在舅舅的安排下，舅妈火速赶回家乡，请出多少年深居简出的三姨妈。年届七十的三姨妈好像一尊金贵的菩萨，千里迢迢被舅妈请来后，供奉在舅舅家窗明几净铺有地毯的朝南大客厅里，她受到了女王般的隆重接待：每日菜肴丰富，每餐必有一尊三姨妈喜爱喝的绍兴黄酒，睡的是席梦思床，盖的是鸭绒被。三姨妈上床前，舅妈还要给她端来一碗点心，点心往往是一些熬成汤汁的补品。细心的舅妈发觉三姨妈的脚怕冷，特意跑去百货商店，替她买回来一双保暖鞋。
三姨妈受到如此厚重周到的款待，对她来说是颇感意外的。虽说舅舅的热情好客在亲戚中有上佳口碑，但作为丈夫被划地主遭政府镇压的破落人家的遗孀，三姨妈多少年来受到亲戚们的疏远。即使与舅舅有些往来，在漫长的几十年的岁月中，也只能算作是零星点滴。三姨妈长年居住乡下农村，她只有在太阳明媚的时候，才手捧一只铜手炉，端过一张竹椅坐在院门前的菜畦里晒太阳，一顶编织粗糙的绒线帽盖在白发苍苍的头上，几绺银丝从三姨妈的两鬓披挂下来。她的眼神是迷离的，给人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她在打发后半辈子的时光里，几乎杜绝了任何从风尘弥漫的大路上传递过来的域外消息，当然，她也拒绝了所有关于她胞姐胞弟的音讯。她绝不会想到，在步入耄耋之年，从一辆停靠村口小溪边的长途汽车上，跳下了她的弟媳妇，来竭力邀她作一次生命最后的游历。她在尽情享受那些高规格的礼仪和待遇之际，不会想到这次事先吉凶难卜的远游，其实已预示了她大限的临近。从她那双蒙昧的眼睛里显现出来的大路上走来的弟媳妇，应该是充当了一个冥府使者的角色。那会儿她如果早早地提高警惕，也许还能推延大限一步步的临近。
当三姨妈心情喜悦，随她弟媳妇赶赴这座年轻时到过的城市，她一定还以为，她也能作为一个系脉，来分到属于她的那部分财产。但三姨妈肯定忘记了一件事。她忘了想一想，她这么打老远地去为谁争取哪怕是万贯的钱财，她还有多少时间来慢慢享用这些钱财？她唯一的儿子“天公神仙”，早就和家庭划清了界线，早就不认她这个母亲了。
这恐怕就是我的姨妈们，在这场闹哄哄的遗产纷争中所视而不见的悲哀。当然，这也是那个已经长眠九泉之下的我的二姨妈的悲哀。她们是真正的中国农民。即使历史提供给一定的机会，让她们逃离土地，移居城市，她们也会像农民渴望买地一样，用不吃不喝节省下来的钱来购置房产，敛物聚财。二姨妈死后，从她床底下翻出的大量碎砖块，三姨妈踮着小脚长途跋涉的苍老身影，以及四姨妈八十岁生日那天的庄重场景，以及舅舅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不惜毁坏长久以来建立起来的声誉和形象，而多少年后他的妻室儿女弃他而去，让他一个人游荡于乡间的阡陌小路，过一种孤魂飘零的生活，这些重合交错的景象，都让我真切地感到，汩汩流淌在我血管里的血液源头来自何方。流浪是一种逃离和背叛的形式，流浪者终究无法改变自己的血性。
就在我的亲戚们调兵遣将准备大动干戈的时候，隶属我母亲这一系脉的阵营里，却显得格外的风平浪静。除了母亲之外，我和姐姐们都非常麻木。我们都未曾察觉构筑在亲戚们之间的和睦关系的堤坝已经开始迸裂，然后加速度塌陷崩溃。我们都还蒙在鼓里，一张温情脉脉的面纱之所以还没完全撕下，只不过是各路兵马暗地里的准备还不够充分，还没到短兵相接的火候。
那些日子里，母亲带回来的一些零星消息，并不能引起我的注意。母亲和她的儿女们一样，感到一种疚歉。道义上的反思使我们根本无暇去想那些遗产问题。
二姨妈的死，带给我的是无边无际的孤独和恐惧。我对道义层次上的思索很有限，我仅仅觉得在对待二姨妈的态度上，我做的不合适。不合适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我一次次地想起二姨妈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那是我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那时候紧紧缠住我的是另外一件事。一个原先你很熟悉、离你很近的人突然消失了，它使你想到：死，其实离你很近。
一个熟悉的人的死去，就像距你不远处的地方所出现的严重泥土塌方，你脚下的土地仿佛也开始晃动起来。
我第一次靠近了死。朦朦胧胧很不具体的死。
34
随着亲戚们的陆续到来，我家屋内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这情形很像纪录片里国家首脑们的会晤。
舅舅和四姨妈分坐桌子中央两侧。皮肤白皙、目光超然的三姨妈穿得整整齐齐，坐在靠近墙壁的一张躺椅上。桌子向左向右，依次坐着舅妈和四姨妈的女婿。母亲忙忙碌碌给大家沏好茶端来后，正对着桌子坐下。
舅舅扫了一眼站在门边的我和二姐，慢悠悠地说：“分配小组的成员留下，无关的小辈就回避吧。”
舅舅说话时面带微笑，他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又朝着天花板，一时大家都没听明白他的话。倒是年纪最大的三姨妈脑子反应灵敏，她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地说：“是呵是呵，小辈是隔了一代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参加这种场面。”
舅舅的原意是让我和二姐退避一下，三姨妈将他的意思一引申，变成了小辈们都要回避。这一波及面太大的动议，显然引起了四姨妈女婿的不满，所以当二姐态度生硬地拒绝离去时，四姨妈的女婿即刻表示赞同，使得舅舅只能改口说，都是自家人，旁听一下也无妨，但不是分配小组的成员，最好不要随便发表意见。
遗产分配小组已经不止一次开过类似的会议了。开会的地点也已多次变动。在这方面，我的亲戚们可以说是具备了职业外交家的素质。对选择开会地点的意见不一，其实显示了各自的倾向和必要姿态。高明的谈判老手往往在商讨重大问题前，总是先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对峙的双方争执不下，并非是他们真的十分计较诸如时间地点这些细小问题，宛如一场古代战争阵前的鼓乐争鸣，宛如交响曲的序曲引子，一种声音的出现，总要遭到另一种声音的抗衡，以表示谁也不能摆布谁的意志和决心。舅舅与四姨妈女婿，一开始就是从开会地点上发生歧义的。舅舅提出以他的家为主会场，四姨妈女婿几乎不假思索便推翻了他的提议。舅舅的提议之所以那么不堪一击，是因为四姨妈女婿指出，舅舅家离市区太远，开会地点的选择，应该考虑到老人们行走不便的因素。他认为应该选一个离二姨妈旧居较近的地方作为主会场，理由是便于清点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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