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穿旗袍的姨妈
作者：里 程
来呀，跟我来呀。
二姨妈拉下嘴角的一笑，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那一笑，很勉强。她若无其事地嘀咕着，她刚去过舅舅家，带了好几套行头，舅舅给她拍了整整一卷胶卷的照，说要挑出几张好的来放大，配上镜框去参加摄影比赛。我很不情愿地跟在后面，绛红色的旗袍晃得我眼花，擦得锃亮的皮鞋让我烦心。地主婆，好神气。二姨妈是地主婆的话，地主是谁呢？
来呀，跟我来呀。
二姨妈为我打开了红楼房的门，顿时，一股阴凉潮湿的气味扑面而来，令人窒息。我长大后，二姨妈几乎不再让我走进红楼房。二姨妈反常的举止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眼睛直直地看着二姨妈在一屋子的红木家具前踱步，她喃喃的话语对我来说嗡嗡作响，无异于天外之音。她提到了“天公神仙”，提到了针灸师，提到了舅舅，还提到了许多我听过和没听过的名字。二姨妈像是在浏览她的一生，历数访问过这栋红楼房的人，她莫非预感到大限将至？
“你还是不肯给我做儿子是吗？”二姨妈突然转过身来问道。“我知道我问的有些多余，你的脾气像你父亲。你是不会改变的。”
我一愣，奇怪的是，我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心田的土地下，还是有个念头春笋般顽固地钻出来：地主婆。
“你如果给我做儿子的话，这屋子里所有的东西本来就都是你的。”二姨妈像是非常惋惜地说。
我的身子微微发抖，那个念头像魔鬼一样缠住我：地主婆。我的大脑和理智在提醒我，甩掉那个念头，抛弃那个魔鬼般缠住我的念头，可心里还在重复地默念：地主婆，地主婆。
后来，二姨妈似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她像被什么东西击倒一般坐下了。她颓丧地坐在一只镂空雕花的石凳上，朝我挥挥手，好像是说走吧走吧坏坯子。
32
几星期后我回到城里，那段时间母亲正在为姐的婚事操心。姐的婚事显然是我们家那些年里的重头戏，但我像一个局外人，对此毫不关心。我对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很漠然。家对别人来说，是依靠，是支撑，是温暖的窝，避风的港，而对我来说，家是一个充满了怀疑的大问号。在内心深处，我与“家”存在着一道很深的裂痕。
一天深夜，我从睡梦中被母亲和姐的谈话声所惊醒。将她们支离破碎的对话拼凑起来，我对未来的姐夫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那是个忠厚老实的工人，酷爱书籍，买了大量的书，据说是为了退休以后读的。他有几十年的工龄，比姐整整大十岁。
母亲似乎对这门婚事很满意。据她看来年龄大有年龄大的好处，工龄长，经济上比较宽裕，另外，年龄大的丈夫，一般都很疼爱比他小得多的妻子。母亲事后为她的这番预言付出了代价。
母亲和姐在那个午夜没有谈及一个问题，而事过几十年后姐不得不黯然承认，那其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许就因为它，致使姐认识姐夫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草率决定嫁给他了。那就是像阴影一样追随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家庭出身问题。今天，当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女，纷纷寻找有海外关系的配偶或者干脆外嫁他乡异国，所有的价值标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重温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仿佛历史的页码翻过了几个世纪。很难设想，再过几十年，当我们面对更小一辈的年轻人，向他们谈起几十年前我姐出嫁时的真实想法，那些年轻人肯定以为那是一个童话。
历史就这样嘲弄了我们。
那个午夜，母亲和姐虽然都避免触及这个敏感话题，但各自心照不宣。姐夫的家庭出身是工人，他本人也是工人，姐改换门庭后，可以彻底甩掉那条紧追不舍的“尾巴”，以此获得一种政治上的保险。人不能也无法跨越历史境况。当二十多年后，步入中年的姐躲在被窝里嘤嘤啜泣，为难以追回的往事和青春而痛感后悔、叹息和不平之时，谁也无法阻止她的思绪展开翅膀向宗教的神秘祭坛飞去，既然历史不能理性地概括，那又怎么去劝说饱经沧桑的姐、被命运捉弄的姐不拜倒在神的面前？我们伸出去拽住姐纤细胳膊的手非常无力，非常没有说服力。
姐跪倒在神父面前。她的额际朝着神父穿着皮鞋的脚迎上去。她把头深深地埋下去，直到她的唇吻到了神父的脚。她的脸颊上挂满了泪珠。因为此时神父慈祥的手轻轻触摸了一下她的头颅。她知道她找到了归宿。
姐的婚事办得非常简单。她的嫁妆是在一个夜晚偷偷运到姐夫家去的。结婚的那天，也就是请了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姐夫做了几个菜，请朋友们喝了几杯酒。没有鞭炮，没有彩车，没有盛大的婚宴，新房仅仅是一间尖顶的阁楼。那年代不流行化妆，姐是简单装束，只不过穿了一件新做的衣服，将头发梳得整齐一些。然而，灯光照耀下的姐还是显得很兴奋，脸上焕发着喜气，给人一种妩媚而不艳俗的美感。
从姐夫家出来，已是深夜。母亲走在前，我讪讪地走在后。我不由自主地萌生了某种失落感。母亲似乎也为家庭一个重要成员的离去而蒙上淡淡的忧悒情绪。在一个没有强壮男人支撑的家庭里，母亲非常清楚大女儿多少年来为她分担的是什么。
姐出嫁后一个星期，母亲想起是否也该请亲戚们吃一顿饭。同时，母亲忽然感到这么大的事情，事先居然没和二姨妈商量，日后吵起架来不知道要担上什么样的罪名。
事实上，二姨妈已经有很久没有打开过道中间那扇紧闭的门了。母亲曾无数次敦促她的子女们去关心一下二姨妈。姐已经很少与二姨妈说话了；二姐呢，从劳改农场逃回来不久，神经出现了错乱，经多次求医大量服药，病势得到控制，但经常与母亲大吵大闹，这样一种状况，根本不可能期望她去做什么；我的地位照说应该有些特殊，按母亲的话说起来，二姨妈一向从心里比较疼爱我，我应该可以成为和二姨妈交流的纽带，而我什么也没有做。这使我很多年后每每想起，总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愧疚心理。并不是谁都能拥有照拂一颗孤僻心灵的权利，二姨妈对看不顺眼的人，往往是毫不客气地杜绝别人体恤她的好意，她把这些人的行为都理解为是图谋她的财产，而我是很少几个不会沾上这种名声、拥有某种特权去接近她的人，但我却轻易地将它放弃了。
随着年龄的渐长，我不仅没有加固从小与二姨妈建立起来的感情，相反却与她愈来愈疏远，愈来愈生分。童年时的我，渴望听到二姨妈的呼唤，每次我站在小院门口，看到穿得山青水绿的二姨妈从外面回来朝自己招手，便像一只小鸟似的飞奔而去。然后二姨妈便搀着我的手，走入弄堂纵深处，左拐右拐来到她的家。
二姨妈用来款待我的晚餐，通常是一种红玉米粉做成的面疙瘩。做饭的时候，二姨妈换下旗袍裙穿上大襟罩衫，手持一只陶罐将红玉米粉加水后调稠，慢慢往漂浮着菜叶的沸水锅内注入一截截玉米糊，这时的我，就坐在灶头前拼命往灶膛里添火加柴，熊熊火焰映红了我的脸蛋。二姨妈时常要检查我的工作，一旦发现我将灶膛塞得太满，她便会心疼得大嚷大叫，一边赶紧蹲下身子，将她认为是很金贵的柴火钳出几块。饭做好后，盛出两碗，二姨妈和我面对面坐在小凳上用餐。“好吃不好吃哦？”二姨妈喜欢这样问我。大口嚼着面疙瘩的我嘴没功夫，只一个劲儿地点头，发出哼哼唧唧满足的声响。那时候我对面疙瘩的赞叹是真诚的。我们家从来不做，难得有机会尝到，我确实觉得那玩意儿很香。慢慢地，我觉得二姨妈做的面疙瘩不如以前好吃了。当二姨妈一如既往地问我相同问题时，我会挑剔地说:“太淡了。”二姨妈拍拍脑门，抱歉地说:“哦，忘了放盐了。”以后二姨妈再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我，我便反问道:“姨妈，你为什么不放一些肉片呢？”二姨妈一听，愣了愣，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碗，大怒道：“就算我都喂狗了!”我悄没声息地离开二姨妈那间又大又阴森、四壁都被烟熏黑的屋子时，还听到二姨妈嘟嘟囔囔的声音：“喂只狗，狗还会看门对人摇尾巴哩。”
从什么时候开始，二姨妈的召唤对我来说失去了吸引力？二姨妈的大嗓门发出的呼唤已无昔日的光彩和魅力，相反，我有一种逃避的欲望。童年时我与其他小孩发生争执，二姨妈无数次赶来，用粗俗的斥骂声喝退我的敌人，那时候我会感到欣慰，感到一种依靠。日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二姨妈的介入，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随着岁月的推移，谁也不再惧怕二姨妈。二姨妈的那些下流粗俗的辱骂，导致的结局便是我的对手们用更加激烈的手段来报复我。而二姨妈那些与众不同的下流话也每每使我感到羞惭不已。拥有这样的保护者，似乎对我的心理压力更大。我宁可不要二姨妈的出场，一个人承受敌手们的欺凌和挑战。渐渐地，当二姨妈发觉她的好意并没有得到我的感激之后，她的介入方式改变了。她在辱骂那些人的同时，用“坏种”、“坏胚子”这类词将我也囊括进去了，以至于我的敌人也有些迷糊起来，不知道那个暴跳如雷的老女人究竟是在帮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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