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期
汪精卫和他的情人们
作者：王建平
汪精卫背上的枪伤一天天恶化起来，先出血流黄水，继而肿胀化浓，发高烧，气喘头晕，说胡话，眼看离冥冥世界不远。这下可真急坏了他手下的一伙人。陈璧君见天下名医都请遍，谁也救不了她夫君的命，眼看着自己作威作福的日子就要到头了，禁不住伤起心来，天天以泪洗面，呼天喊地。
曾仲鸣看着危在旦夕的主子，心里也如滚油在煎，可他没有哭，也没有另寻出路，依旧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想法，四处为主子求名医访验方，盼望着奇迹从天而降。这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见汪精卫神志稍微清醒一点，便凑过来，轻声说：“先生，我访得有位名医叫施今墨，有手到病除，起死回生之术。现在行医到了南京，不妨叫他来试试？”
汪精卫是个惜命鬼，到了这步田地，就越发惜命了，不论是什么人引荐，也不管是中医、西医，只要说能给他治好伤，就答应试一试；何况今天是他的亲信曾仲鸣引荐的！当即点头道：“好啊！只要能减轻伤痛就行！”
曾仲鸣转身要走，却被侍病在旁的陈璧君拦住了去路。
“慢着！”
平日里，陈璧君对曾仲鸣就存有戒心，汪精卫伤重之后，防范就更严三分。一听他要为汪精卫请医生，忙过来问个究竟，“你请的是什么人？”
“是，是著名中医施、施先生。”
“什么著名的中医？”陈璧君生在南洋，成年后又多年漂泊在国外，对中医、中药根本就不认识，不相信。在她看来，治病救人只有西医才有可能。一听曾仲鸣说请的是中医，马上打断他的话茬儿：“全世界的西医都没办法，一个土里钻出来的中医还有什么妙方！”
曾仲鸣忙解释说：“夫人，这位施先生，可不是一般的中医，他，他……”
“他怎样？他是天上的神仙不成？”
“他，他曾经救过您母亲———卫老夫人的命，那次可是药到病除了！”
陈璧君一听说曾救过她妈妈的命，便想起了施今墨。
“可是北京来的施今墨？”
“是！正是施老先生。”
陈璧君想了想又摇了摇头，还是不肯相信中医能救活她的夫君：“中医治个内火痢疾，兴许有效，要治这枪伤、骨科，动剪子动刀，怕就不行了！”
曾仲鸣虽有汪精卫作后台，心里暗恨陈璧君，可平时在表面上也是毕恭毕敬，百依百顺，可今天，主子已经垂危，名医请到，陈璧君却不让诊治，他也顾不得尊卑、主仆，开口反驳道：“中医自有中医的妙处，中医也绝非不会开刀，早在三国时期，就有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毒之说……”
陈璧君见曾仲鸣敢和她顶撞，也感到突然，想对他发作，可一时又找不到恰当的茬口儿，只是狠狠瞪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曾仲鸣见她不再说，也不管她嗔也好，瞪也好，转身出门，请施今墨去了。
这位施今墨先生，二十岁左右便已通晓中医、中药理论，并可独立行医看病。早年，他结识了黄兴，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便以行医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作为山西的代表，参加了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典礼仪式，并以客卿的身分协助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后来，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今墨便应湖南督军谭延闿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但那时，各路军阀忙于混战，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根本无人过问教育。使他感到前途渺茫，壮志难酬，便愤而辞职，弃政从医。并正式更名为施今墨，取义有三：一是纪念诞生之地贵州，“今墨”同“黔”，二是崇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三是要在医学上勇于探索革新，成为当代医学之绳墨。一经专心从医，精研医道，立刻医名大噪，誉满京城，被人们推为京城四大名医之首。
1928年，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时，曾有人提出一个取消中医的议案，汪精卫也和陈璧君一样，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便准备批准这个议案。施今墨先生为救中医，奔走南北，团结同业，成立中医公会，上书行政院，赴南京请愿，要求驳回议案，保护中医、中药学。
说来也巧，这时正逢汪精卫的岳母、陈璧君的妈妈卫月朗到南京小住患了一种怪病，请遍西医，未见起色，眼看就要不行了。请愿来南京的施先生，被请到了病床前。他平脉、言病，每言必中，使卫月朗心服口服，直称他是活神仙。开药方的时候，他对坐在一旁的汪精卫和陈璧君说：“患者只是痢疾，无他大病，一诊可愈，不必复诊。”
汪精卫和陈璧君都摇头不信：“病危至此，怎说一诊可愈？”
施先生开完药方，微微一笑：“中医、中药，神功无比。”说罢，飘然而去。
汪精卫的岳母按方吃了三剂，果然神清身爽，病容皆无。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并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送给施今墨，上书“美意延年”四字，取消中医的议案当然也被否决了。
施先生随曾仲鸣到了汪公馆，陈璧君先在汪精卫病榻的外间接见了施先生。一见面儿，陈璧君便说：“我本来不信中医，只是那年你一方救了我妈妈的命，功劳不小，现又有名气，才决定让你试试。你知道汪先生是国家的首脑，非比寻常。要是治好了，重重有赏。要是治不好，别怪我不客气！”说着话，她把一支电镀的勃朗宁手枪拍到桌子上。
施先生行医几十年，诊过千万人，还压根儿没见过这样求医的，真想一甩袖子不治而去。可抬头一看，门，早被锁上了，外面还有几个背着盒子枪的家伙在转悠。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进了汪精卫的住室。
这时的汪精卫已经高烧了四五天，只见他嘴唇枯裂，面目黧黑，神志昏蒙，时醒时迷，呼吸不匀，脉红而乱，伤口红肿，脓血不止，生命垂危。施先生看过伤口，平过脉，心中有了底，汪精卫虽伤有月余，伤口化脓，但抢救及时，屡屡用药，伤病仍在表层未及入里，只是西医只重治表攻邪，祛邪与固正的关系处理不当。中医理论讲：攻邪怕伤正，攻邪不力反留邪；扶正怕助邪，扶正不力反助邪。西医治表反复攻邪，忽视了扶正，屡成助邪伤正之势，反复如此，恶性循环，导致正气衰微。如果祛邪败火，固守元气，便可起死回生。于是，提笔处方，交与陈璧君道：“汪先生一诊可愈，不必复诊。”说罢，转身欲走。
陈璧君伸手拦住：“施先生且慢，先喝一杯茶再走不迟。”随后命人取药熬制。
一剂汤药灌下去，汪精卫轻轻呻吟两声，微微睁开眼睛，向施先生点头示谢。
陈璧君见了，高兴起来，连连向施先生道谢，并吩咐侍卫取银钱重重赏赐。
施先生淡淡一笑，提起诊包，一拱手道：“多谢夫人美意，贫医告辞了！”说罢拂袖而去。
陈璧君在后面紧追着喊：“施先生，等一等，那颗子弹，还、还没取出来呢！”
施先生似乎是没听见，头也不回，登上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
汪精卫虽暂时保住了性命，可最终还是死在那颗子弹上。
见床上有两个人，料定必是汪精卫和陈璧君，几个特务举枪齐射，三挺手提式机关枪一齐开火，直把屋里的曾仲鸣打得浑身上下稀巴烂。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汪精卫表面上也唱唱高调，可暗地里顽固地坚持不抵抗主义，大肆贩卖他的“和平建国方针”。到了1938年，日本鬼子长驱直入，大片国土陷入敌手，国民党中央政府被迫迁往重庆。战争失利，日本鬼子的强悍使汪精卫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更加起劲地宣传自己的“主和”主张，对蒋介石的不战不和策略越发不满。特别是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日趋下降，使他极为愤懑和沮丧。这一年，行政院改组，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专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在“五大”前任行政院长四年之久，遇刺受伤后辞职，由蒋介石接任。他原以为蒋介石会把这个位子还给他，可蒋介石却转手让给了自己的连襟孔祥熙，只给了他一个国民党副总裁、参政会议长的虚衔，一种遭冷落受排挤的悲凉之感紧紧笼罩在他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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