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股海别梦

作者:沙本斋




  
  三
  刚转到省医院没几天,唐戈就给李思恩打电话,说自己不行了,想见他一面。李思恩放下电话后觉得情况严重,急忙中途逃会,从上海首诚证券公司总部直接赶了过去。到了病房,见冯雪也在,他才知道唐戈同时通知了他们两人。
  只一年多没见,唐戈“苗条”了许多。双下颏没有了,大肚腩也没有了,人显得愈加精干,只是气色不好,显露出极疲惫的神态。
  大家只寒暄了一会儿,护士就进来说又要开始打针。唐戈躺在床上,等护士走后,边打点滴边向他们俩主动介绍自己患病、治病的经过,以及公司的变故情况。其间,李思恩偶尔插嘴问问细节,但冯雪却什么话也没有说。看来她和唐戈沟通较多,这些事她都已清楚。最后,唐戈用一只手摸索着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存折,放到床头柜上,一字一顿地说:“老李,你是我大哥;冯主任,你是我大姐。我把你们俩当做我的亲人了。”房间里一阵沉静。“我的病这次肯定是抗不过去了,医生说最多一年,短了只能再活几个月。其实,就是真抗过去了,我也得死在监狱里。所以还不如早点病死的好。”
  也许是过分用心说话和身体过于虚弱,唐戈开始大口地喘起来,额头也渗出了密麻麻的汗珠。冯主任熟练地摘下床头上挂着的毛巾,帮他擦汗,李思恩则帮他倒了一杯水。他们觉得这时说什么都是多余,只有不说话,听他讲。
  唐戈喝了口水,情绪稳定后接着说:“我从小起,就立志成为英雄,毛泽东似的英雄,救苦救难,拯救人民于水火。后来我认定,只有自己先荣华富贵,成为了亿万富翁,之后才能有本钱、有资格干惊天动地的事,把少儿时的理想变成现实。于是我开始拼命赚钱。但是现在,我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了,我甚至连自己都拯救不了!”
  又喘了好一会儿,他接着说:“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已经分别给我爱人和我哥哥,各汇了一笔钱。给我爱人汇的钱,足够她买套房子买辆车,毕业后和孩子一起,在美国再生活5年。5年后,她拿到了绿卡,立住了脚,后面的路就可以自己走了。给我哥汇的钱,足够他买两辆卡车的,他可以在城乡之间跑运输,这些钱也够他一家人谋生活的了。我现在大部分钱都贴补给公司了,工人、职工的基本工资总得保证发下去。剩下的,不算没抛的股票,我凑了个整数,200万,都在这张存折里。”冯雪拿过存折,上面只有一笔记录:存入,2000000.00。
  唐戈看着冯雪,继续说,“我想麻烦你们俩,代我去趟我的老家。到那里搞个仪式,用这笔钱,以我的名义,在当地捐建10所小学。我已经和县长、县教育局长,都打过招呼了,他们非常欢迎。教育局长是我的小学同学,你们去后,可以直接找他。就让这些来路不太干净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总算把要说的话说完了。
  这也许就是唐戈的遗嘱了。
  他的人生境遇和“遗嘱”给了李思恩很大震动。李思恩隐隐地感觉,自己的灵魂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与唐戈是通着的。只是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他一时还没有想明白。至少,他现在感觉和唐戈之间的距离比以前近了许多。
  从此以后,李思恩和冯雪开始忠实地执行朋友的“遗嘱”。他们在两个多月内去了那个贫困县三次,用心地选择10所学校的校址,详细地论证可行性。他们想在生源、师资、基建队伍、预算、学校管理、后续教学与财务支持等一切问题落实之后,集中向唐戈作一次汇报;在经他确认之后,再与当地政府签约、举行所谓捐赠仪式。他们还顺便到唐戈家去看望了一下,并把唐戈的病情进展情况转告了他哥哥。
  唐戈的家乡真是穷。
  坐落于黄淮平原的边上,西面是山区,南北是丘陵,自古为天下粮仓,本来应该是很富裕的地方,却因为人口的增多,频繁的战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走向了衰落。解放后的合作化运动虽然减少了这一地区的外逃人口,但却增加了饿死者的数量。
  20世纪80年代土地制度改革,使这里的山村焕发了生机,许多家庭盖起了砖瓦房,购置了手扶拖拉机。但是好景不长,七八年后,农民的收入就再也涨不上去了。于是,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有的搞建筑,有的去挖煤,十五六岁以上的孩子,都不再上学了。
  据县教育局长讲,他和唐戈小的时候,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小学,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中学,课本不用自己花钱买,小队、大队出钱包了,因此很少有辍学的。但现在不行了,有限的土地不断被占用,剩下的耕地已经无法养活这么多人了,自然减员、计划生育和人口外流,使农村的常住人口不断萎缩,每个自然村里的孩子数量都在减少,因此只能是几个村子合起来,才能办起一所小学。在小一点的村子,那些不到10岁的孩子,每天上下学要跑十几里的路,遇到刮风下雨,非常遭罪,家长也很担心。上了中学之后,离家就更远了,因为不是每个乡都有中学,因此他们只得住校,半个月回家一次,交通不便的,一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学校的伙食很差,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样饭菜,所以害得多数孩子患有胃病。好不容易熬到高中毕业了,考上大学的还好,若考不上大学,回家种地,读书和不读书就显不出什么差别,所以家长让孩子读中学的积极性并不高。就是考上大学的孩子,家里也不一定能供得起,孩子到了城里,更是得在物质上、精神上继续承受痛苦,所以家长让孩子上大学的兴致也不是很高。如此总结下来,辍学外出打工赚钱,几乎是他们唯一可选的路。
  局长说他只说大实话。他对在村子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短时间内没有什么信心。但他决心保证让每一个适学儿童都能入学,能至少读完小学。正因为如此,他对唐戈捐建10所小学的善举,格外地欢迎。
  唐戈家所在的靠山屯是附近最大的村落,有将近100户人家。80年代盖起的砖瓦房已经显得破旧了,但还不算过时。有一所小学校设在这个村子的正中央,校舍是以前的大队部,曾翻修过,倒也宽敞明亮,就是里面过于破旧。校舍原是土木结构,房梁和立柱已被岁月熏染打磨得油黑发亮,上面刻痕累累;檩子和椽子大多被压弯了腰,从落到地上的白点点看,上面的木结构已被虫蛀得比较厉害了。至于窗框,更是七扭八歪,一看就知是座危房。学校的院子比较大,当年开大会、放露天电影都用它。院子没有铺砖或打水泥,夯过的泥土表面已经坑坑洼洼,不再平整,孩子打闹时经常有人崴脚脖子。就是这么个地方,硬被隔出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供周围3个自然村的200多个孩子在这里读书。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教室两个年级,一边上课,另一边就得自习。
  唐戈最小的一个侄子也在这所学校里上学。他妈妈为了让小儿子也能像他叔叔一样,远远地飞出这个小山村,飞到大城市去,给他起名叫唐学戈。小学戈没有辜负妈妈的一片苦心,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他当然不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外边受罪。
  扒掉大队部,在原址上重建希望小学的方案没有获得通过。村民们想保住这座修了几次的“老建筑”。那是当年所拥有的集体凝聚力的唯一象征和遗迹了。大伙儿在村东头给新学校选了一块更“眼量”的地儿。
  再说唐戈的哥哥。到底是一个妈生的,他从李思恩、冯雪那里得知消息后,第二天就抛下农活,起身去了昆明。唐戈给他汇的钱他一分未动,也没有和他的家人提起过。去云南省医院之前,他把钱取出了一部分带上,以备应急。后期唐戈染上毒瘾之后,他寄给哥哥的钱都被他哥陆陆续续取出来,用于给他买毒品止疼了。
  哥哥到医院找见唐戈后,兄弟二人相拥而泣。
  唐戈此时身体已经非常瘦弱。无休止的病痛和毒瘾的间歇发作,轮番折磨着他,使他苦不堪言,吗啡的剂量也在因此而加大。
  哥哥到后的第三天,景开公司以有亲人服侍为由,召回了派去护理唐戈的员工。又过了几天,医院要求续交住院费,但景开公司却拒绝为唐戈继续支付治疗费用。唐戈直接打电话向公司财务讨要,现任财务部经理只好坦诚相告:“公司连信息发布费都支付不起了,实在没钱再给您支付医药费,只能请您自己先行垫付,以后再找机会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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