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事件
作者：李 明
陈再道 上将
1966年至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像一股来势凶猛、持续奔涌的狂潮，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横冲直撞，泛滥成灾。然而，林彪、江青等一伙人，则利用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使这场悲剧持续了十年之久。
在这里，着重回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特别是1967年发生在武汉的“七·二○事件”。这个事件明明是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煽动挑起并加以利用的，而我和钟汉华，却被诬蔑为“策划‘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这个事件曾经轰动一时，震惊中外。当时在国内通过地上纷飞的报纸，天上飞传的电波，在一片声讨的巨大浪潮中，我便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物了。在国外，各国电台纷纷报道说：“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曾有效地控制了武汉”云云。数年之后，我已经重新出来工作了，国外仍然有一些报刊把“七·二○事件”说成是陈再道扣留了谢富治和王力，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央文革的“兵谏”。
在谈及文化大革命问题之前，考虑到整个回忆的连贯性，我先谈一谈到武汉军区任职的情况。
1955年2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全国由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军区，其中的中南军区分划为广州军区和武汉军区，我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司令员，还挂着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的职务。
我接到任职命令后，带领一班人马，立即离开郑州前往武汉。
同年5月1日，武汉军区正式成立，由王任重任政治委员，李迎希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谭甫仁任副政治委员，叶明任政治部主任。
我们着手创建武汉军区，可以说是白手起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创建武汉军区十分关心和重视，我们除了依靠部队本身力量外，还得到了鄂豫两省地方党政领导和有关方面给予的大力帮助，很快把武汉军区的摊子支起来，步入了工作轨道，担负起一个大军区应尽的职责。
在建立武汉军区之后的十年间，也就是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们武汉军区党委的一班人，按照上级各个时期的工作指示，通过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带领全区部队基本上完成了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当然，如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衡量，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有的工作是做对了，有的工作就做错了。但是，主流是好的。从我们的内心来讲，当时确实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的，是尽心尽力地工作的，从未敢对应尽的职责掉以轻心。
没想到，就在我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第十个年头，突然爆发了触目惊心的文化大革命。从此，我便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沉浮，几乎被这股持续十年之久的狂潮所吞没。
现在，让我从文化大革命前夕讲起。
我首先说明，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派组织的广大群众，我是不想责怪任何人的。因为就绝大多数群众来讲，无论当时属于哪一派组织，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在回顾这个事件的时候，难免要谈到各派群众组织，这只是为了说明当时的情况，并无意责怪任何一个人。
我写武汉“七·二○事件”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故乡麻城乡间一所小学里读书，虽说少不更事，但对放牛娃出身的陈再道将军却是景仰的，因为他不仅是我的麻城老乡，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记得那日早晨去镇上赶集，看到沿途农舍墙壁上新贴了大幅标语：“坚决支持陈再道司令员的革命行动！”“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待到晌午回家时，发现原先的标语被更新的标语所覆盖，书写的内容却是：“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打倒陈大麻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心里一直犯嘀咕。
直到1975年秋天，我参加工作到了县公安局，从一些归队的所谓“旧公检法”人员茶余饭后的闲侃中，才支离破碎地听到了有关武汉“七·二○事件”的一些片断，大致知道武汉“七·二○事件”让我的英雄老乡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至于为什么会出现那样一场惊心动魄、声势浩大的革命，其内幕我始终没有弄清。
1992年冬天，麻城市委党史办鲍邦林先生为编写麻城党史人物，撰写了一篇有关陈再道与武汉“七·二○事件”的史料文稿，较为翔实地记叙了陈再道将军在武汉“七·二○事件”中的危难境况，读后令人感慨万端。这是我第一次通过文字资料触摸到武汉“七·二○事件”的真相。后来，征得邦林同意，我对该资料作了一些裁剪和整理，正式发表在1993年《湖北档案》第5期上。嗣后，又相继被《报告文学》等多家报刊选载。许多读者读罢此文后，或打电话找我询问武汉“七·二○事件”的一些细节和人物近况，或写信与我探讨武汉“七·二○事件”的成因。从这些社会反响中我感受到，武汉“七·二○事件”虽已伴随岁月的烟云远去，但给人们留下的思考却沉重而悠长。特别是那些从事件中晕晕沉沉走过来的人们，就像从恶梦中醒来一样，总想把梦中的情景弄个清楚明白。
于是，我产生了写武汉“七·二○事件”的念头。
后来，我调到乡镇工作，成天忙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防汛抗旱、税费征缴之类的琐碎事务，根本无暇写作。直到2000年，由于特殊原因，有些闲暇时间，写武汉“七·二○事件”的欲望再次涌上心头。于是，我到档案馆、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寻访当年经历过武汉“七·二○事件”的社会人士，几个月下来，收集的资料、图片和采访笔记足有一尺多厚。在掌握了大量历史素材的基础上，我闭门8个月，终于写成了一部约15万字的反映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事件”的长篇纪实文学。2001年底，我特意把陈再道将军之子陈南平先生请到麻城进行了长谈，并请他审阅初稿，陈南平先生给予了许多鼓励和肯定。
2004年仲春，《麻城文史资料》（内刊）以专辑形式出版了这部长篇纪实，题名为《风雷陈再道》。承蒙《中华传奇》厚爱，使这部纪实作品能够公开与广大读者见面。他们在编辑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甑别、增删工作，其态度之认真、慎重，令我感动。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王力先生晚年反思武汉“七·二○事件”时，留过这样一段话：“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是为了知新。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悲怆；不是为了吹捧，也不是为了辱骂，而是为了作为今天借鉴，作为未来借鉴。”
我写武汉“七·二○事件”的动机，与王力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
第一章 山雨欲来
●徐向前说：“这样乱下去不行，军队要稳定。要搞几条规定，不然，整个局面就不好收拾！”
1967年1月，春寒料峭。
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很低，从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使武汉三镇气温骤降。阴冷潮湿的西北风，把电杆上的铝线刮得呜呜作响。
元旦刚过，武汉军区接到中央军委电报，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即日起程，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
傍晚，北风裹着雪糁呼啸而至，落在地上，蹦蹦跳跳，宛如热锅爆起的豆粒。顷刻，雪糁掺进了丝丝细雨，怪冷的。渐渐地，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
陈再道、钟汉华来到机场，已是一片浑浑。
走下送站的轿车，陈再道望着漫天飞雪，心里骂道：“他妈的，什么鬼天气！迟不下，早不下，偏要今天下，真不识时候。”
飞机在夜空穿行。陈再道坐在机舱窗口，凝视苍茫夜色，忧心忡忡，思绪万千。
自从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以来，全国政治形势急转直下，部队军事业务上的一些事情，处理起来还不算棘手，可那些跟形势的工作，却使人疲于应付，你不理解，也得硬着头皮去干。稍有不慎，说不定就是弥天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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