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事件
作者：李 明
陈再道一脚跳了下来：“你怎么这样讲？主席指示我们好好学习，我们看书有什么错？”
造反派头头自知理亏，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宋任穷、秦基伟、王必成、李成芳、张秀龙先后来到了海运仓，住进了红小楼。红小楼成了一个“收容站”，收容了一大批在文化革命中被削职的高级将领。
人多信息量大，气氛活跃多了，大家在一起可以谈心聊天，分析形势，传递信息。可是，招待所的管理也严了。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搞“早请示”，大家立正站在毛泽东的画像前，报告一天要做的事情。晚上，要搞“晚汇报”，大家集合在毛泽东的画像下，汇报一天的工作和思想情况。这些，现在想起来滑稽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十分虔诚认真的，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和懈怠。
●陈再道出房下楼，朝招待所大门走去，远远望见一个背着小包的女孩伫立在门口雪地上，脖上系着一条粉红色的纱巾，宛如一面旗帜，在寒风中飘荡。还没等陈再道认出，只听见一声：“爸爸！”
1969年初春，一场奇异的大雪过后，阳光煦照，万物复苏。一天，陈再道和几位难友在房间“侃大山”，接待室传话说：“门口有人找。”
陈再道出房下楼，朝招待所大门走去，远远望见一个背着小包的女孩伫立在门口雪地上，脖上系着一条粉红色的纱巾，宛如一面旗帜，在寒风中飘荡。还没等陈再道认出，只听见一声：“爸爸！”
小女儿江平一头扑进了陈再道的怀中，眼泪如断线的珍珠，簌簌地流了下来。
陈再道惊喜交加。自从离开武汉后，他无时不惦念着家，惦念着妻子和儿女们，可是，他们却音讯全无。几回回梦里，他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中，与家人欢聚一堂，一觉醒来，自己仍是孤零零地躺在房间，不禁热泪满面。此刻，女儿像从天而降一样，站在自己的面前，他觉得恍如梦境。
陈再道端详着女儿的面容，千言万语涌上了心头，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他伸过手，抖落了江平发梢间的几缕残雪。
“你妈妈、哥哥、姐姐都好吗？”
陈再道不问则罢，一问反而引起了女儿的伤心。江平眼睛一眨，泪水夺眶而出，抽抽噎噎地向爸爸诉说了母亲和家中的遭遇。
自从陈再道离开武汉后，老伴张双群便成了他在武汉的“替罪人”，经常遭到造反派的揪斗和欺凌，5个子女也因此受到株连。
那时，张双群在湖北省直属机关党委担任副书记，家住在武昌茶港新村。这里住的都是一些有头有面的人物，除武汉军区的几位负责人外，还有湖北省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文化革命前，进口设有岗哨，一般老百姓望而生畏，颇感几分神秘。住地内，大家也客礼相待，互敬如宾，哪怕是每天见面，相遇都要亲热几句。整个新村显得和睦、友爱和温馨。
文化革命开始后，这块宁静的土地撕开了往日的神秘，经常有一些戴着红袖箍的人冲进冲出，今天要“火烧”张三，明天要“炮打”李四，闹得乌烟瘴气。“七·二○事件”后，更是天翻地覆，每天都有游行队伍在这里集会、示威，张贴标语和大字报。街邻们也一改往日亲热的面容，互相戒备，疏而远之，即便是走促了面，也低头擦肩而过，就像没有看到一样。
张双群经常遭到揪斗。由于陈再道的关系，她被勒令从茶港搬到了军区第三招待所。有时候，湖北省直机关揪斗省委书记、省长，也要把她揪去陪斗。
16岁的女儿江平再也不能抑制上北京寻找爸爸的念头，她和姐姐、哥哥作了简单商量，背着母亲，只身一人，偷偷登上北去的列车……
听着女儿的诉说，陈再道的眼眶再次潮湿了。
1969年7月20日，正是“七·二○事件”两周年。张双群经所在机关支部批准，被“解放”出来，总算获得了行动自由。她和钟汉华的妻子、同样多次遭受批评的白之芳商量好，二人结伴而行，到北京看望陈再道和钟汉华。
临行前，张双群说：“咱们在两个老头儿面前，一定要坚强一些，谁也不要掉眼泪，行吗？”
“对，我们应该高兴些。”白之芳赞同地说，“有眼泪就往肚里吞。”
两个“难姊难妹”很守诺言，到北京后，有说有笑，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无论张双群怎样强装笑脸，眸子里还是难免流露出忧郁和悲怆。望着她饱经风霜的面容，陈再道一阵酸楚，心头又浮现出了那张清秀俊俏的脸庞。
1938年春，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在河北南宫县整休。县妇救会长张双群年轻活跃，经常带着姐妹们为部队洗衣做饭，深受战士们的尊爱。后来，经纵队参谋长卜盛光介绍，与陈再道结为连理。那时的张双群，年方十八，身材苗条，皮肤白皙，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浑身透着永远释放不完的青春英气。
“这些年来，你吃苦了！”陈再道心酸地说。
“没什么。”张双群理了理花白的头发，有意避开陈再道的目光，问，“这两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的日子过得还好。从武汉到北京后，先住在京西宾馆，后来搬到了部队营房，再后来住在政治学院。前不久，搬到了海运仓招待所。”陈再道说得很轻松。他怕张双群悲伤，尽量不揭心头的“伤疤”。两位老人谁也不愿勾起那些不堪回首的事情，但从对方的眼神中，他们都意会到了对方的实情。
由于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张双群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而且每况愈下。到北京后，她一方面求医治病，一方面陪伴着陈再道，尽量从精神上安慰他，从生活上照顾他。招待所对这些“斗争对象”很刻薄，平时伙食清汤寡水，遇到节假日，一天只开两餐饭。如果不到开饭时间，只有饿着肚皮等饭吃，张双群来了后，想方设法到街上购了一些食品，让陈再道在肚饿时充饥。生活虽然很清苦，但夫妻在一起，总算有个照应。
转眼到了国庆节。尽管几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国民，还是搞了个“穷热闹”。街头繁花似锦，五彩缤纷，各家各户都挂出了国旗，人们载歌载舞，狂欢在天安门广场。
陈再道也显得格外兴奋。他对张双群说：“你把我的领章和帽徽给我戴上。”
张双群问：“你戴这些干什么？”
“他妈的，凭什么扒掉我的领章和帽徽？”陈再道不平地说，“今天是国庆节，我要来个自我解放！”
陈再道穿着军装，整了整精神，昂首阔步地在院中转了一圈。那高兴劲，就像当年检阅部队一样。
●陈再道与钟汉华在两名“护送”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列车启动出站，陈再道回过头，见张双群孤独地伫立在站台上，不停地挥动着那枯枝一样的手臂：“一路多保重！”
1969年10月中旬，林彪背着毛泽东，以防止敌人可能进行突然袭击为借口，擅自发布“一号命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同时，指令在京“有关人员”进行紧急战备疏散。
10月18日，天空阴沉沉的。海运仓招待所一位负责人把陈再道、钟汉华通知到办公室，满脸冷峻地说：
“根据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军委办事组研究决定，你们两个到福州军区报到，然后，去江西部队农场参加生产劳动。”他朝桌子上一张公文看了看，“时间很紧，明天必须离开北京！”
陈再道说：“我们在北京呆了两年多了，这样不明不白地叫我们走，算什么？”
“是啊，这样稀里糊涂地赶着走，我们想不通！”钟汉华接着说。
“什么想不通？革命需要嘛！”那位负责人狐假虎威，打起了官腔。
陈再道瞪了他一眼，不满地说：“如果真是革命需要，我们坚决服从，哪怕是让我带着全家男女老少回大别山老家‘修地球’，我也心甘情愿。可现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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