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事件

作者:李 明




  陈再道高兴地说:“这首先要感谢你啊!”
  “还感谢我?你没有意见就好?”
  “现在,我是急于想干点工作,如果说有什么意见,也等以后再提吧!咱们搭伙搭定了,请司令员今后多多帮助。”
  “同志之间,何必客气。”
  陈再道重新出山的消息,宛如一缕清风,传遍了汤井巷招待所。住在这里的伙伴们既感到高兴,也感到不平。
  “老陈,我祝贺你。难后出山,必有作为!”
  “是值得祝贺,可就是多了一个‘副’字。”
  “让我说,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没有多大关系,能够复出,就值得祝贺!”
  “那不对,这多一个字不比少一个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什么,不就是降职使用吗?那又有什么要紧?总比‘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好!”
  “对,要是在战争年代,加一个字是常事儿。”
  “现在,不是战争年代,完全是两码事!”
  “什么两码事?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命令。”
  “老陈,你不是呆得发慌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走马上任为上策,好抖抖这几年的霉气!”陈再道听了大家的议论,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子,怪不是滋味。他想,蒙冤落难四个春秋,如今能够重新出来工作,这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由司令员降为副司令员,这意味着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或者说还留有尾巴,他本是一条视功名利禄淡如水的汉子,可是这样的结论,他想不通。
  一晃到了七月中旬,陈再道接到中央军委通知,邀请他赴京参加“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目的是让他在报纸上与大家见一见面。那时候,报纸是一道政治分水岭,某人在某次活动中上了天安门,名字见了报,就说明他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人。否则,就被打入了另册。
  陈再道到达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北京街头繁花似锦,秩序井然,到处呈现出一派庄严、热烈的气氛,使人的心情感到格外开朗。
  庆祝活动结束后,周恩来约见了他。端详着这位隐遁四载的将军,周恩来眼睛湿润了。他紧紧握着陈再道的手,殷殷地说:“再道同志,‘七·二○事件’主席作过多次指示,那是王力他们搞的。现在,中央让你出来工作,你要放下包袱,甩手大干啊!”
  望着周恩来慈详而憔悴的面容,几多委屈,几多辛酸,几多怨尤,一齐涌上了陈再道的心头。
  “总理……”陈再道声音有些哽咽,欲言又止。
  周恩来明白了陈再道的意思,他斜靠在沙发上,沉思了片刻,宽慰道:“主席早就说过,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中央了解你!”
  陈再道沉重地点了点头,把一口苦水咽下了肚。从北京回到福州,陈再道就报到上任了。
  8月中旬,中央军委安排钟汉华任广州军区副政委。一下飞机,军区领导就把他接到了军区礼堂。据说,江青在广州,要接见广州军区师以上的干部,并点名一定要等到还在路上的钟汉华参加。钟汉华走进会场,刚落座,江青就到了。她一进门就喊:“钟汉华同志来了没有?”钟汉华站起答:“来了!”接着,她开始表演起来:“钟汉华同志,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陈再道同志。我也是受害者,我上了林彪的当,他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的声讨大会,目标是对准毛主席的。他上了天安门,我也跟着上了天安门,我很后悔。林彪当时是要一箭双雕,通过‘七·二○事件’,既要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军内一小撮反对派,也是为了谋害毛主席。归根到底是为了谋害毛主席,篡党篡国。现在,我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正式向钟汉华同志道歉。还请你给陈再道同志写一封信,转告他,我也正式向他道歉。先书面的,等我见到陈再道同志时,再当面向他道歉。”江青声情并茂,演得就像真的一样。
  会后,钟汉华根据江青的意思,给陈再道写了一封信,全文照转江青的台词。唯恐这个女人说了不算,再反诬是借她之口“假传圣旨”。钟汉华把信写好,交江青过目签上“同意”二字后,才寄给陈再道。陈再道接到信,不敢轻易相信这个女人,为了防止她变卦,把这封信转呈给了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
  陈再道就职上班后,韩先楚分工他分管后勤、空军和海军工作。离开工作岗位几年,突然走进办公室,一切是那么熟悉,一切又是那么陌生。他毕竟是担任过多年军队高层领导的老将军,干起来轻车熟路,各方配合得心应手。一年之后,各项工作在全军颇有影响。
  陈再道重新走马上任,引起了江青一伙的不满,特别是他的工作政绩,使她妒火中烧。江青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女人,她说:“陈再道站出来三天,又翘尾巴了!”并不断给他念“紧箍咒”,弄得他在福州不得安宁。
  1974年3月,中央为了解决福建、江西等省的派性斗争问题,决定在中央党校举办第三期学习班。陈再道出山不久,又是副职,与地方联系不多,解决两省的问题,应该说与他毫无关系。不知什么原因,中央却通知他到北京参加学习班。
  这一期学习班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亲自主持的。开始,陈再道被分在省(市)混编组学习,不久又把他调到了单独编成的上海组。
  上海组的大部分成员,是王洪文、张春桥打算在四届人大时塞进中央的骨干。他们当中,有在上海红极一时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金祖敏等。王洪文把陈再道调到上海组,主要是想把他作为“反面教材”,使上海帮们“学有目标,批有靶子”,以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陈再道不是任人揉捏的泥巴。他想,既然中央让我出来工作,就说明中央对我是信任的,你们凭什么摆弄我呢?所以,他根本不吃上海帮那一套。
  陈再道在学习班的态度,使上海帮大为恼火,他们把状告到江青那里。江青说:“这个陈再道,就是不肯改悔!你们要批,要狠狠地批!”
  通过“七·二○事件”,更加提高了陈再道的斗争策略。在学习班里,他软硬不吃,明暗相斗。上海帮对他恨之入骨,但仍然无计可施。
  在中央党校学习几个月,陈再道感到度日如年。学习班宣布结束,他就匆匆赶回福州,一头扎进了工作之中。
  1975年8月,陈再道调到北京任中央军委顾问,一辈子拼拼杀杀,风风火火,突然间换个清静赋闲的事儿,他感到很不适应,常跟身边的人开玩笑:“是呀,你们看我官职高了,可这是顾问。顾问顾问,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脑壳闲得发木了。”他感慨地说:“看见别人干得欢,自己赋闲,就好像有仗捞不上打,心里直发痒。”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文,批准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为“七·二○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1976年,一代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全国人民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却认为时机已到,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中国的命运进入了异常严峻的时刻。
  江山垂泪,举国担忧。
  10月7日,陈再道接到军委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立即赶到西山小礼堂,参加紧急会议。
  陈再道驱车直奔西山。一下车,只见山坡上、礼堂旁站着一组组端着枪刺的军人,人们的眸子里,流溢着冷峻的目光。这气氛,很像当年王家墩机场的情景。他预感到,一定有大事。
  会议由当时负责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主持。陈锡联通报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以异常果断、迅速的行动,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抓起来了。
  听到“四人帮”垮台的消息,陈再道又一次雀跃、欢呼。回到住所,他让管理员买来酒和螃蟹,请来几位老友,一醉方休。朦胧中,他把一只螃蟹五马分尸:“我看你还横行霸道不?”接着,他把外套脱下甩到沙发上,举起桌上的青铜杯,一饮而尽,把空杯重重地击在桌上,“娘卖×的,‘七·二○事件’该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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