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事件
作者：李 明
这次见到徐帅，虽然他的话说得不多，却指出了当时问题的要害。但是，陈再道那时想得太简单，没有完全理解徐帅话中包含着深刻复杂的内涵，以致在后来的工作中，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
列车驶过芦沟桥，窗外的景物逐渐模糊起来，大风卷着飞扬的尘埃，搅得燕赵大地一片昏沉。
陈再道、钟汉华走出北京站，由一名接站的军人领着钻进了一辆军用轿车，沿着长安街驶向京西宾馆。
坐在汽车上，陈再道凝神注视着窗外的一切。只见天上黄蒙蒙的，地上也是黄蒙蒙的，远去的建筑物淹没在风沙中，近处的楼房也隐现在沙雾里，整个北京城都被风沙笼罩着。一些五颜六色的碎纸片，彩蝶般地随风乱舞。街道两旁的墙壁上，不时掠过一幅幅标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坚决反击二月逆流！”以及由此而被点名打倒的一些党政军领导人。一跨入这座城市，人就置身于一种异常紧张的政治氛围之中。
按照预定时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如期召开了。
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促一促军队”，从北京各大院校抽调了一大批造反派，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武汉是这次“调查研究”的重点地区之一。
北京南下造反派一到武汉，就与武汉地区的造反派挂上了钩。武汉的造反派把他们视为钦差大臣，唯命是从，恭敬如宾，不断向他们递送材料，汇报情况。这些南下造反派把“调查研究”占有的材料进行加工，直接报送中央文革。因此，北京南下造反派是武汉造反派与中央文革联系的一条地下通道。
北京南下造反派的另一项任务是煽风点火，他们多次召集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开会，声言“武汉保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武汉军区和陈再道。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社论发表后，武汉被摧垮的一些造反组织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恢复了“元气”。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一名成员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见到陈再道，挑衅地说：“这篇社论就是警告和批判武汉、成都军区的，你知道吗？”陈再道回击说：“我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打击革命小将，我们镇压的是反革命中将和大将！二十好几了，胡子垃喳的，什么小将！我看是吃了烂肠的辣酱！反革命的残兵败将！”4月6日，林彪口授，秘书记录，炮制了一个与“军委八条命令”针锋相对的“军委十条命令”。“军委十条命令”明确规定“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秘书整理后，送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斟酌，关锋找到王力、戚本禹，一起对文字做了一些修改，内容原封未动。
林彪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像对待“军委八条命令”一样，很快批了：“很好，照发。”
“军委十条命令”发表后，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枝弹药，从城市到乡村，闹得一塌糊涂，打得难解难分。
各地群众组织与军队磨擦和武斗的情况反映到了北京，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提出要拥军爱民。毛泽东说：“八条”叫拥军，“十条”叫爱民，“八条”与“十条”要结合，“八条”不是不要了。
4月20日，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毛泽东要江青在大会上讲“拥军爱民”。毛泽东说：“八条以后部队神气得不得了，十条以后群众组织又神气得不得了，现在都要。”
毛泽东试图挽回眼前的局势，但是，形如水火的两种观点和两派组织，怎么能相容结合呢？
陈再道回忆说：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我看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军委十条命令”，觉得与“军委八条命令”相比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这样事关全局的命令、指示，不能朝令夕改，变化不定，否则，将给下面的支左工作造成困难。
果然，这两个东西出来，搞得军区非常被动。军区在家的同志打来电话说，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时间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人都放出来了。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还违反中央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把矛头直接对准武汉军区。
陈再道是一个心里窝火就往外冒的人。小组会上，他忍不住发言放了一炮：“军队支左是主席的决策，我们表示完全拥护，而且尽心尽力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进去，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如果这个方法不行，也可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也要避免军队犯错误。”
陈再道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后，秘书问：“陈司令，您的发言要不要登简报？”
陈再道想了想说：“登，提个建议嘛！”
于是，陈再道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刊登在《会议简报》上。
没想到，这一炮竟打中了“马蜂窝”。“七·二○事件”后，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把陈再道的这次发言说成是“妄图改组中央文革”。
4月16日，陈再道的秘书拿着一份传单，神情紧张地走进他的房间说：“首长，这是我找来的一份传单，上面有江青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的讲话，讲话中谈到我们武汉问题，您抽时间看一看吧！”
陈再道接过传单，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起来。江青这次讲话的内容很多，看着看着，一行文字映入眼帘：“还有个武汉问题，你们知道吗？抓了不少人，都是最早起来造反的群众。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你们可以冲一冲！”
陈再道愕然，思索良久。
为了不至于使事态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陈再道拿着传单来到钟汉华房间，商量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陈再道说：“武汉的情况，与成都有所不同，问题也没有成都那么严重。但是，她为什么把武汉和成都相提并论，可能是听了一面之词，不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我们应该把武汉的真实情况向中央作个汇报，以便把出现的问题处理好。”
钟汉华看了传单，表示同意陈再道的看法，决定请示周恩来，向中央汇报一下武汉情况。
周恩来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让他们作好汇报准备。
4月19日，陈再道、钟汉华接到通知，到钓鱼台汇报武汉的情况。
这次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陈再道实事求是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在汇报过程中，江青不断地插话。陈再道还没有说完，江青问：“武汉有5万人绝食，有没有这回事？”
陈再道如实回答说：“没有这回事。”
江青笑着点了点头，说：“没有绝食就好，看来我是听信了一面之词，我错了，可以向你们检讨。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武汉的国民党渣滓比较多，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留在武汉，散在各工厂里，情况很复杂哟！”
听完武汉情况汇报，在座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最后，周恩来要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代表，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安排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21日接见。江青还明确表示，这次接见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如果她参加接见，会抬高造反派的身价。
陈再道、钟汉华见江青考虑如此周到，说得又那么郑重其事，心里非常高兴，觉得这样处理有利于武汉问题的解决。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女人会当面一套，背地里又是另一套。
第二天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江青派人送来了一份当天的《文革快报》。这份快报上所载的内容，出自中央文革小组驻武汉的“记者”之手，它以“情况反映”为文章题目，反映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有关指示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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