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事件
作者：李 明
2月21日，工总、二司等造反组织发动几万人向武汉军区示威，并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辱骂他们是“保皇兵”。
造反派的这些行动，引起了武汉观点对立的军民的不满，强烈要求军区对他们发表的声明和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以“罢工”对此表示愤懑。这些干部找到军区副政委叶明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就不干了！”
恰好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知说：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它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陈再道看了中央的通知后，乐得眉头舒展开来。他将袖子往上一撸，说：“好啊！那些反军乱军的反革命份子都跳出来了！我们有中央的尚方宝剑，现在可以收拾他们了！”
2月28日，武汉军区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说：工总、二司等组织炮制的2月8日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精心筹划的。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护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队某些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军区，更不能代表人民解放军。
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是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在《严正声明》产生的过程中，军区党委十分慎重，不仅交司、政、后机关干部进行过讨论，而且向全军文革小组作了汇报。徐向前表示：“同意！”在京开会的陈再道、钟汉华圈阅后，也批示：“完全必要！”
会议即将结束时，周恩来把陈再道和钟汉华找去，谆谆告诫他们：“你们回去后，要集中精力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校的复课闹革命。”最后，周恩来还满怀忧虑地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
陈再道、钟汉华回到武汉，立即召开了军区党委会，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副司令员孔庆德汇报说：“有些人打着闹革命的幌子，成天造反闹事。一个千把人的工厂，有600人脱产闹革命，再这样闹下去，我们国家就完了！”
副政委叶明说：“前几天，我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下生产问题，造反派批我，说我是以生产压革命。”
“什么造反派？都是一些乌合之众！”陈再道激动地说。“孔副司令，明天开始，由你指挥，把那些打、砸、抢分子，尤其是那些血债累累的造反派头目，统统给我抓起来，我看他们还敢不敢翻天！”
3月16日晚，孔庆德遵照陈再道的指示，在洪山礼堂主持召开了军区军人大会，宣读了立即解散“古田战斗队”、“丛中笑”、“铁军”、“105红色造反团”等29个军内造反组织的命令。孔庆德双手叉腰，将衣扣解开，声音如同千钧雷霆：“根据军委八条命令，逮捕乱军分子×××！”
这时，台下一位女军人高声喊道：“打倒孔庆德！孔庆德镇压造反派绝没有好下场！”人们的视线“刷”地射向这位姑娘。
这位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孔庆德的女儿。她脸庞棱角分明，眼睛大得灼人，高高的鼻梁，嘴角刚毅而有力，橄榄绿军帽压着齐耳短发，红星闪闪发光，她和父亲的视线交锋时毫无畏惧，显示着她和父亲一样的气质和个性。
人们望着台上、台下的父女，整个礼堂死一般的寂静，孔庆德发怒了，吼叫道：“抓起来，抓起来！”战士们都知道这是孔副司令的女儿，也不是这次要抓捕的对象，没有行动。
孔庆德将拳头狠狠往桌上一擂，麦克风在桌上跳得老高。他指着持枪的战士：“我命令你们，把她抓起来！”执行任务的战士这才动手，抓住他女儿的双手，“咔嚓”一声将手铐扣上，押出了会场。
与此同时，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奉命配合公安机关，以“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逮捕了朱鸿霞等一批地方造反派头目。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学校开始复课，工厂开始生产。陈再道、钟汉华、姚喆、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叶明等军区领导，还分工协作，到各地(市)检查督办，使动乱局面缓和，生产蒸蒸日上，各项工作出现转机。
●江青说：“还有个武汉问题，你们知道吗？抓了不少的人，都是最早起来造反的群众。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你们可以冲一冲！”
时间一晃到了三月下旬，街道两旁树上的枝条长出一串串新绿，院中花坛里的草木争芳竞妍，姹紫嫣红，春天的气息弥漫了整个江城。
一天上午，武汉军区党委成员刚刚开完党委会，接到中央军委电话通知，要陈再道、钟汉华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
大家听说军委要召开扩大会议，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军委这时召开扩大会议，不知解决什么问题？”
“我估计是部队‘三支两军’问题。这段时间，报纸上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副政委杨秀山猜测说。
“也可能是解决稳定问题。现在地方这么乱，农民不生产，进城‘闹革命’，将来要饿死人！”孔庆德说。
“不管什么问题，我看一定与当前形势有关。”叶明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你们在北京开会，一定要把武汉的情况认真汇报一下，争取中央重视。会议有什么新精神，尽快传回来，使我们在机关工作的同志，能够跟上中央的部署。”
“对。”陈再道望着七嘴八舌的战友们，苦笑地点了点头。下午，陈再道、钟汉华登上了北行的列车。列车从武昌南站徐徐起动，陈再道和钟汉华坐在软卧车厢内，神情黯然。除了吃饭、睡觉外，面对车窗，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文化大革命，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文化界和文人们的事情，是一场文明、理智的文化革新。而今，却演变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狂潮，而且把军队推到了风口浪尖。毛泽东不是很爱自己亲手缔造的军队吗？怎么能让军队成为众矢之的呢？陈再道想，当初，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执行上级命令，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现在，从面临的形势看，并不像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说眼下存在的问题很多，那么，今后出现的问题更多。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如同正在平地上行军，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立即进入一条狭长的谷地，忽闻雷声大作，暴雨滂沱，山洪突发，汹涌而来……
望着窗外变幻的景物，陈再道心头不禁浮现出一幅幅画面：他仿佛看见“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在晃动；仿佛看见造反派强占汉口红旗大楼后欣喜若狂的神气场面；仿佛看见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在批斗会上弯腰低头、挨打受辱的惨景……
渐渐地，他想起了去年与徐向前元帅晤面的情景。
那是去年8月中旬，陈再道从北戴河疗养回武汉途经北京，他决定去看看老首长徐向前。徐向前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夏天，被中央派到鄂东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军长兼31师师长时，陈再道是所属部队的一个班长。
徐向前在住地接待了他。
一见面，陈再道向老首长表示问候。接着，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一些看法。陈再道告诉徐帅，这次路过北京，很快就要回武汉参加运动了，问徐帅有什么指示。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徐向前的谈话，既深刻中肯，又不失分寸。
当时，陈再道信心十足，认为武汉军区没有什么问题，即使搞“四大”也不怕。“要搞就搞吧，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人没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就是查祖宗三代，我也不在乎！”
徐向前听完，一阵沉思，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中开展‘四大’的。”
[1] [2] [3]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