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事件
作者：李 明
钟汉华本身患有高血压病，由于一天水米未沾和过分劳累，傍晚时分，他面色惨黄，额流虚汗，突然昏倒在地。经医生现场诊断检查，血压高达240/110。
“装熊！”造反派仍不放他回家。
陈再道得知这一情况，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他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乱弹琴！”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要通了武汉一个造反派头头的电话，指示他们迅速放人，钟汉华才免遭一死。
为了顾全大局，6月4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能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要求各群众组织在新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按照中央的部署，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
这个《公告》发表之后，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百万雄师”认为：《公告》软弱无力，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丧失了军队的尊严。
造反派组织认为：武汉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公告》的实质是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
双方都不买帐，武汉军区陷入难堪境地。
“百万雄师”在政治倾向上比较保守，但人多势众，力量庞大，且与武汉军区的观点相容。造反派虽然势单力薄，但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因此，双方互不相让，由最初的互相辩论、互相指责，发展到互相打斗、互相抓人，最后互相动刀动枪。
一天，“新华工”一群造反派在汉口航空路抓到了几名“百万雄师”的成员，准备押回“集中营”审讯，刚上长江大桥，与“百万雄师”的援救大军相遇，双方展开激战。武汉军区支左人员闻讯后，奉命赶到现场劝和，但无济于事。最后，“新华工”不仅“俘虏”被劫走，而且还有战友伤亡，“陪了夫人又折兵”。他们恼羞成怒，责怪支左人员“扯边仗”，一拥而上，把留下的两名支左部队干部揪上了汽车顶，架成“喷气式”，招摇过市，一路高呼：“武汉军区支保吃左，罪责难逃！”“彻底砸烂武汉军区！”“坚决砸烂陈再道的狗头！”
毛泽东气愤地说：“什么狗头？是人头嘛！”
毛泽东严肃批评了群众组织随意抓人关人，私设公堂的作法。他要中央文革小组到各地去看看。“凡有这种地方，一律解散，一律把人放了！”他严厉地说：“不管什么人，打人都要受刑事处分！”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了七条《通令》：
一、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私设公堂。
二、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
三、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四、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
五、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六、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以上各条执行，自即日起，对违犯上述各条的，都要严加处理。对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的，都必须追回，或按价赔偿。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团体，分别视情节轻重，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判。
七、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执行本通令的模范，并协助卫戍部队和驻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然而，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持续已久的动乱局面，也不是一纸《通令》就能够平息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辆飞奔的列车，在它运行的轨道上，依然显示着强大的惯性。
从6月17日起，汉口六渡桥、汉阳轧钢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电车公司连续发生大型武斗，造成人员伤亡，交通中断，工厂停产，社会秩序混乱。
武汉军区支左部队前去制止，却常常受到伤害。在武汉电车公司，支左部队的战士像抗洪堵水一样，手拉着手，试图用身体把冲突的双方隔开，那些打红了眼的斗士们，又从战士的头上爬过去，继续向对方进攻。有的派别输了仗，一时找不到发泄的地方，干脆以战士作为武斗的目标，把战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一些造反派的女斗士们，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了绝招，她们手里攥着缝衣针，若无其事地走到战士跟前，猛不防地伸手刺去，许多战士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却不知她们使用的是什么“新式武器”。
那些年轻的军人们，血往地上流，泪往心中涌，忍受身心的侮辱，仍然恪尽职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份电报，电报称：“最近，武汉市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在电报未发出之前，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负责人看，以此向武汉造反派打招呼，并且说：“这份电报是经康老亲自批准的，现在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你们注意收集，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他还煽动说：“从电报中，你们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要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电波传到武汉，混乱的局面更是火上加油。
“百万雄师”受到电报点名批评，满腹委屈。他们认为自己一派在武斗中，一直是招架挨打，中央文革怎么良莠不分，黑白颠倒，把武斗的罪过归咎于被动一方呢？当晚，他们在洪山礼堂前的墙壁上，贴出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究竟要干什么？
造反派自恃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更加恣睢。不仅不放下武器，反而在街头筑工事，建据点，招兵买马，企图酝酿更大的流血事件。
为了稳定局势，武汉军区根据电报精神，在原来派出2000名指战员参加支左工作的基础上，又充实了一批新的力量，深入到各派组织，一方面做稳定工作，收缴武器，平息武斗事件，同时对少数顽固分子采取了拘捕措施；另一方面，组织各派选出赴京代表，作好汇报准备工作。军区经过研究，也确定了赴京汇报人员名单。
很快，赴京汇报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
7月初，陈再道给周恩来打电话，简要汇报了武汉的情况。陈再道说：“近20天来，经过军区支左人员的艰苦工作，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基本停止，武斗的器械也都上交了。”
周恩来说：“好，这样利于武汉问题的解决。”
陈再道接着说：“按照6月26日的电报精神，我们已经做好了赴京汇报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到北京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说：“你们先不要急，等我们研究以后，再打电话告诉你们。”
放下电话，周恩来兴奋地对办公室的秘书们说：“好，陈、钟可以控制武汉局势了。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
第二章 鱼龙混舞
●毛泽东听完武汉的情况汇报，起身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1967年7月13日下午，中央文革碰头会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自从2月谭震林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便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而代之。
会议仍然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步履矫健地走进会议室，紧靠周恩来坐下。周恩来另一边坐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他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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