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事件
作者：李 明
“战友们！”杨某激动地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王任重、陈再道为头子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让我转达对大家的问候！”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会议室内，人数不多，但声音如雷一般响亮。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现在，全国许多地方党内、军内的走资派还十分猖狂，我们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难道能坐视不管吗？”杨某环顾了一下大家的表情，神情庄重，语调深沉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我们，要抽调骨干力量，组成专班，奔赴全国各地支左。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肯定和信任！”
在座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血气方刚，正为深得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任而热血沸腾，他们激动得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分派任务。会后，武汉造反组织向全国24个省(市)派出了上万人的小分队，搞“全国支左”。仅沈阳一地就派去了300多人。
武汉“揪四个一小撮”的祸水很快殃及全国。一时间，陈再道的名字成了“四个一小撮”的代名词，到处都在揪“李再道”、“王再道”。特别是军队系统，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戴上“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帽子，遭到监禁和迫害。甚至连人民公社的武装部长、大队民兵干部，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小人物”，被批斗和关押。尤其是武汉军区所辖的湖北、河南两省，比别的省(市)搞得更为厉害。在陈再道的家乡湖北麻城县，造反派的口号是“揪出麻小陈”，大搞所谓“群众专政”。
徐向前元帅、徐海东大将因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将帅，便被诬陷为陈再道的“黑后台”。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马为了搜集证据，抄了徐向前、徐海东的家，抢走了徐帅五铁柜机密文件。后来，在周恩来的强令追逼下，造反派才被迫送回。
彭绍辉上将因为有个外甥参加了“百万雄师”，加之说过陈再道“那是一个老同志，好同志”，被诬陷为“七·二○事件”的黑后台，遭到无端的揪斗。
当时身陷囹圄的陶铸、王任重，也被指控为“七·二○事件”的幕后操纵者，长期受到残酷迫害。
湖北省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部队番号、代号，分别撤到应山、洪湖、黄陂整训改编；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被武装押送到农场劳动。
120万人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被打成“百匪”、“反革命组织”；“百万雄师”的亲属被打成“匪属”、“反革命家属”。
据湖北省统计，全省在“七·二○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000余人，仅武汉市就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000多人。
面对反军乱军、全面内战的局势，在上海的毛泽东忧心忡忡。8月14日，秘书送来了第8期《红旗》杂志和林彪办公室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毛泽东走到宽大的办公桌前，随手点燃一支烟，翻开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40周年的两篇社论。这两篇社论是由关锋主持起草、王力审定、陈伯达签发的，文中“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满目皆是。看着看着，毛泽东眉头紧皱，脸色阴沉，提笔愤然批示：“大毒草！”
接着，他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理了理，从第一份翻起，逐页审阅，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的字样，统统一笔删掉。删到后来，他终于耐不住了。稍为停顿了片刻，挥笔写道：“不用。退林彪处。”
消息传来，林彪、叶群惊恐万状。毛泽东像这样干脆拒绝，毫不客气地将原件退回，过去似无先例。
气温热得像火烤似的，叶群拿着那叠文件，不禁打了个寒颤，感到沉重得手托不住。她抿了抿嘴，忙将保险柜打开，把文件锁了起来。
她打开房门，吩咐工作人员：“你去他们秘书那里看一下，老虎在不在？叫他到我这里来一下。”
“老虎”是她儿子林立果的小名。他一进门，叶群便说：“你给江青写封信，要赶紧写。就说‘红尖兵’那篇文章里‘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文没有，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林立果性格颇像父亲，平时与母亲关系不好，他斜眼望着叶群，一脸茫然，冷冷地站着一声不吭。
叶群急了：“哎呀，我告诉你吧，一号发火了，首长(指林彪)送审的文件批了‘不用’，不许提‘揪军内一小撮’。”她紧接着说，“你要马上写，小事不谨慎就可能要出大事。你知道吗？这是政治！”
林立果漫应了一声：“知道了。”悻悻而去。
毛泽东的批示传到钓鱼台，中央文革起了内讧，互相咬了起来。先是11号楼的江青跑到康生的8号楼，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表白自己与这两篇社论无关，然后开始抱怨陈伯达。
“《红旗》是陈伯达管的，他怎么这么糊涂！”康生埋怨说。
“这事只能怪老夫子，书生气、书呆子。”江青推诿道，“《红旗》那两篇社论是他负责签发的，反正我没有签。”
“我也不知道。”康生也想洗白自己的身子。
“主要责任就在陈伯达身上！”江青怨气冲天。
事情不是简单地埋怨几句就能了事的。不久，上海传来话，毛泽东要追究责任，查个来龙去脉。
中央文革慌乱一团。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他把几个“秀才”集中到16号楼。他首先讲：“武汉出事后，林副主席在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了春桥、文元、关锋、戚本禹，说到‘带枪的刘邓路线’，说‘今后寄希望于你们了’。7月22日，林副主席召集咱们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谢富治、王力都回来了，参加了，确定解决军内问题是第三战役的重要内容，对吧？”
陈伯达扶了扶眼镜，慢条斯理地接着说：“各报刊声讨‘七·二○事件’，这是没有错的，开百万人欢迎大会错了吗？支持武汉造反派错了吗？都没错。问题是《红旗》这两篇社论，那是关锋主持起草的，是王力改定的，对不对？……”
“文章我是看过，”王力抢着说，“可‘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我加的，是文章里本来就有的。”
“哎哎，康老，当初研究‘七·二○事件’宣传口径时，我们请示时，你不是表过态吗？”关锋一急，把康生的“马脚”抖了出来。
的确，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研究“七·二○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曾振振有词地说过：“为什么不能提军内一小撮呢？”他是主张“揪军内一小撮”的。
“我表过什么态？”康生一脸冷峻，佯装不知。
“康老，那天晚上，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给汪东兴打电话请示了主席，主席既同意召开百万人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吗？”王力当面揭露说。
“我根本没有这样说！”康生出尔反尔，“我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江青接过话题：“不能搞错误人人有份！这件事老夫子有责任，但主要责任不在他。”
陈伯达松了口气，取出手绢擦了擦额头渗出的汗珠。
“主要责任在王力和关锋。”康生赖得一干二净，似乎他是个局外人。接着，他摆出了一副“一贯正确”的架子，“你们要有个认识，要作深刻的检查！”
王力、关锋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相视无言，无可奈何地垂下了头。
不久，毛泽东在上海让杨成武传话：“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召开会议，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王力、关锋等几个“小爬虫”，以害人开始，害己告终，从大红大紫的政治舞台，走向了世人嘲弄的人生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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