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事件
作者：李 明
陈再道扫了一眼报纸上的大标题，问：“什么内容？”
“是批判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的。”
“哼，又是那些文人们无聊，打笔墨官司，不管它。”
“首长，这篇文章好像有所指。”
“管它纸(指)还是笔，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事。”陈再道把报纸简单浏览了一下，就扔到一边去了。
大约过了十多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湖北日报》等中央和地方报刊，先后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而《解放军报》在编者按中提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些，并没有引起陈再道的注意。他认为，这些文墨官司是文化界的事情，同部队关系不大，充其量涉及到军区宣传部、文化部、文工团之类的部门。
然而，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简单。196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的报道中，彭真的名字突然消失了。接着，中央又宣布改组北京市委。这时，陈再道才有所醒悟。
1966年5月16日，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正式宣布，撤消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建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负责领导、指挥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五·一六”通知后，全国各大报刊有关文化革命的文章、社论连篇累牍，上级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讲话纷至沓来。按照上级的要求，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区到基层部队、院校，都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一场难测的革命，轰轰烈烈地闹腾起来。
6月13日，武汉街头出现了揭发武汉大学“三家村”的大字报，指控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和朱劭天、何定华“与北京‘三家村’反党集团遥相呼应，企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于是，以批判武大“三家村”为突破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武汉拉开序幕。
8月下旬，“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人总部或工总)”一号勤务员朱鸿霞，操纵一批人马，冲进省委大院，把张贴在省委办公大楼侧墙的“打倒王任重(原湖北省委书记)、抢救张体学(湖北省委代理书记、省长)”的标语，换成了“打倒张体学！”并在省委大院搭帐篷，架喇叭，安营扎寨，扬言：“张体学不倒，决不撤兵！”闹得乌烟瘴气，省委被迫停止工作。
12月，武汉学生组织头头杨某带领一群红卫兵，以查“黑材料”为名，抢走湖北省委和省委主要领导存放在东湖客舍的机密材料2箱，存放在武汉军区机要仓库里的资料5箱27帆布袋，这些材料，是有关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机密。杨某劫持后，组织人员翻阅、拍照、复制。后在军队干预下，虽有部分资料追回，但仍有大量机密材料遗失和扩散。
年末，朱鸿霞在北京参加冲击中南海活动后，回到武汉，把已调中共中央中南局任第一书记的王任重揪回湖北，先后三次在汉口新华体育场召开数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大会后，又将王任重、张体学揪到“工人总部”关押。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上海滩上掀起了一场“一月革命风暴”。张春桥利用工人、学生造反派力量，夺取了上海的党权、政权和财权，成立了所谓“上海公社”。这场夺权斗争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了贺信。很快，全国造反派掀起夺权风暴……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叫文化大革命吗？陈再道思来想去，怎么也找不到答案。
机窗外，灯光闪烁。一阵飞机落地滑行的轰鸣声，扯断了陈再道的思绪……
陈再道、钟汉华到北京后，首先参加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会上，围绕军队是否开展“四大”问题，以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一方，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文革派为另一方，针锋相对、争论不休。随后，又发生了批斗杨勇事件，使军队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这时候，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撤消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职务。不知什么原因，把徐向前推了出来。
徐向前是一个干什么事都十分认真的人。他走马上任后，看到一片混乱的局面，心情异常沉重。于是，他到处大讲：
“军队不准乱，要稳定！”
“军队不准成立战斗队！”
“军队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江青原以为徐向前身体不好，经不起风浪，只想让他挂个名，利用他的名望，装装门面，没料到徐向前真的干起来了。
全军文革小组成立时，规定属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请示军委。可是遇到问题时，中央文革的人却避而不见，不仅找不到江青、陈伯达、康生，就连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也找不到。徐向前气愤地说：“这是有意挤兑我，当这个组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架在半空受挤兑。”
一天，在京西宾馆开会遇到江青、叶群，徐向前抓住机会在三楼一个会议室开会，专门要江青、叶群参加，直接听听一些问题。坐了一会儿，江青、叶群见徐向前沉着脸，急得要发怒的样子，有些胆怯。没等徐向前宣布开会，就一块站起来说：“徐帅，我们有事，这个会就不参加了。”
徐向前气冲冲地一拍膝前的茶几，大声说：“你们给我坐下！我今天就是要讲讲，要你们听听，要你们告诉林彪同志，这样下去我这个组长干不下去了。我说话没人听，怎么办好？请示你们中央文革，又避而不见，我今天要讲讲问题。”
江青、叶群被徐向前这一举动怔住了，重新坐了下来。徐向前随即宣布开会，提出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最后，徐向前又强调说：“这样下去没法工作，你们中央文革对这些问题如果再不理睬，我就要直接找林彪同志。”
江青、叶群在徐向前跟前，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唯唯地说：“一定，一定，请徐帅放心，不要发火，伤了身体。”
江青、叶群当着徐向前的面搪塞过去了，转身对全军文革小组的事却仍然不理不睬。
全军文革小组不断接到各大军区告急，徐向前被逼得无法，只有去找林彪。徐向前说：“这样乱下去不行，军队要稳定，要搞几条规定，不然，整个局面就不好收拾！”
林彪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才同意发一个文件，并当即拟了七条。叶剑英、聂荣臻看了七条，表示赞成，建议以军委命令下发。文件底稿几经周折，总算送到了毛泽东那里。经毛泽东提议，又提交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表示拥护七条。同时，根据大家的意见，又增加了严格管教子女一条。这样，原来的七条就变成了八条。
1月28日，毛泽东圈阅后，作了批示：中央军委命令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命令”公布后，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感到心中有了底，腰杆子也硬起来了。大家表示：只要中央态度坚决，我们一定能够把工作做好。
一天，毛泽东来到京西宾馆，参加军委碰头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十分反感的。毛泽东说：“这样做，里面一定有坏人！”
毛泽东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陈再道想：毛泽东的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讲究斗争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或退避四舍还不行，那就要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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