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事件
作者：李 明
谁知，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
2月14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一开始，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让我带来个意见，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有经过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呢？”
叶剑英反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吗？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
陈伯达还没来得及答辩，徐向前接着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支柱呢？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帮人来指挥军队吗？”
陈伯达又一瞪眼。叶剑英忽然想起上海夺权一事，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为上海公社，这样涉及到国家体制的大问题，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这又是想干什么？”他以讽刺的语气接着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理论水平低，向你请教一下，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怎么回事？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被老帅们质问得哑口无言。
2月16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又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谭震林在会议室门口遇见刚从上海回来的张春桥，问他：“陈丕显同志来北京了吗？”
为了保护一些地方领导，毛泽东曾指示，把一些省、市第一书记接到北京，并委托周恩来具体部署落实。
此时，张春桥正沉浸在当“上海王”的兴奋之中，大模大样地拉长声调说：“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对这种轻慢的态度不快：“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更加得意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哦！”谭震林和张春桥并排走进会议室，侧头望他一眼，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走进会议室后，似乎是自然惯例，周恩来坐在会议桌中间，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以及余秋里、谷牧坐在右边；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王力坐在左边。江青今天没有到场。
一坐下，谭震林正式提出：“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高傲地说着风凉话：“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的意见嘛……”
“什么群众！”谭震林打断了张春桥的话，怒斥道：“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他手指着对面的几个，“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几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谭震林拍着桌子，“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怒不可遏，起身离席，拿起皮包，边穿外衣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急了，叫他：“你回来！”
“不要走，就在里面斗争。”陈毅也叫谭震林回来。谭震林气呼呼地回到原座位，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当时，总理也是被整的一个。”
康生不阴不阳地插了一句：“我是整人的。”
陈毅说：“这个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陈毅话里有话，“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意思是现在又搞出一个林彪当接班人，今后又怎么样？既把矛头对着林彪，也是批评毛泽东。
“斯大林死后，就出了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他比谁的调子都高。现在是斯大林的晚年！”李先念说。
“你们不能这样讲。”周恩来制止道。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谭震林说：“许多老干部，战争年代受了伤，现在又遭残酷虐待。”
余秋里身受其苦，他愤怒地拍着桌子：“许多老干部被揪出来斗，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谢富治插空说了一句：“中央文革做了很多工作，经常讲谭震林同志的好话。”
“你不要和稀泥！”李先念驳斥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现在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高干子女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女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不是形而上学吗？”他越说越气愤，指着对面的几个人说，“我说渔船出海不能搞‘四大’，你们连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
谢富治又插话说：“江青同志多次保你！”
“她当我面说的。”谭震林道，“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李先念说：“《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全国就乱了！”
周恩来对康生说：“《红旗》第13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打个招呼，送给我看看。”
康生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陈伯达睁着眼睛说谎：“我也没有看。”其实，社论标题就是陈伯达改的。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谢富治再次插话：“不要从个人出发，要顾全大局。”
“我哭不是为个人，是为整个党！”谭震林说，“我从井岗山到现在，你们查一查，有哪一点反对毛主席？”
会议开到晚上7点，不欢而散。
散会半天，姚文元才清醒过来，他看着还在发呆的王力，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
张春桥把姚文元、王力约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我们把情况对一对。”三人边核对各自的记录，边回忆补充，边整理，边分析，同时，也边往内添了些油，加了些醋。“怀仁堂事件”经过江青策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很快报告了毛泽东。起初，毛泽东并没当回事，笑着说：“几个老兵，发点牢骚，我没听见，你们也装没听见，算了。”
后来，张春桥讲到陈毅发言时，毛泽东立即变了脸色。一阵沉默过后，他指示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
18日深夜，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开会。林彪因病不能参加，派叶群作代表。会上，毛泽东大发雷霆：“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嫌不够，把王明、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块来吧！”
毛泽东一发怒，整个形势急转直下。“怀仁堂事件”成了“反革命复辟逆流”，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几个闹得凶的“老兵”，被毛泽东指定“请假检讨”，受到严厉批判。全国很快掀起了一场“粉碎二月逆流”的狂潮，各地群众造反组织与部队武装冲突事件频频发生。
陈再道、钟汉华几乎每天都接到武汉军区打来的电话，报告武汉形势日趋严峻，而且不断威逼军区。造反派到处冲杀，到处抓人，并对不同观点的群众进行批斗、游街、示众，把武汉三镇搅得乱糟糟的，许多干部和群众惶惶不可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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