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疯狂的大地
作者：刘洁矩
彦来松了口气，扬了扬手中的饼，唤了声：“细伢崽，过来。”小孩儿怯生生挨过来，彦来把整个饼递给他，他却摇着头退了几步。
“你不是要饭的？”
“是，”小孩儿一点儿也不隐瞒，“我是个小要饭的。”
“给你饼为啥不要？”
“我想问你句话。”
彦来把饼硬塞到小孩儿手里，说：“你问，叔叔能帮忙的一定帮忙。”
“你是不是在找个人？”小孩儿的话一出口，彦来就吃了一惊，还没来得及考虑，那孩子又问，“你是不是来找我妈妈的？”
一句话就把彦来的眼泪问出来了。
好不容易稳住情绪，彦来一算根本不可能——不管是翠娥或是紫苏的孩子，算来也该十三四岁了，他不可能有这么小的孩子。他擦擦泪眼说：“你过来，给我讲你妈妈是谁。”
小孩儿没动那块饼，走两步往贴身衣裳里掏出样东西，小心翼翼放在彦来手上。
那是张用发黄的裹过水果糖的玻璃纸包着的照片：一个英气勃勃的女人身着红军军服站在那座熟悉的木楼前。木楼是红二十军在东固的军部。
“姚惠兰，”彦来不觉自语了一声，“红二十军军部机要员。”
“爸爸！”小孩儿突然失声狂叫，一双满是泥土的小手搂定彦来的脖子，接着就是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晓得你会来找我的，我天天都在等你。”
彦来不知所措，忙问：“妈妈呢？”
“死了，死了半年了，临死前妈妈说她真名叫姚惠兰，不叫蓝惠仙，说她是红军，让我留下来等爸爸，她等不到了。她说只要说得出红二十军的人就是我爸爸。爸爸，我可等到你了。”说完才一口咬下半个饼子大嚼，不一会儿就哽得说不出话了。
“孩子慢慢吃，你叫什么名儿？”
“我叫狗儿，爸爸你呢？”
“爸爸叫彦来，走，咱们走，儿子，我带你离开这个伤心地。”
彦来从此有了儿子。
尾声
黄叶飘飘又是几年。
1949年到了。
也就在那一年，中共中央对苏区被冤屈错整的一部分人平了反。1956年中央专门派出级别极高的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又处理了8427名错杀者的事。当时用的词是“平反”，说是当年党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些同志是被错杀的。但是8427人只是名义上的“平反”，实际结论是他们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烈士。
同时，中央代表团还给富田事件定了铁案。
既然“肃反”只是扩大化的问题，那么它的主体就是正确的。富田事变的领导者被定为反革命，他们的子孙及家属长期生活在亡灵的阴影之下，不能入团入党，不能升学参军，不能进工厂当工人，甚至连民兵队长也不能当。土改划成分时，他们家里即使穷得连裤子也是一家人共用也被划成地主，赣南、赣西南及东南一带一提“AB团”就人人缄口，生怕一句不慎牵连到自己。
中央代表团到达之后不久，又有一行军人到了富田。为首的首长五十多岁，整天阴沉着脸，行动倒十分干练，他与中央代表团中间的几个人很熟，人们在旅馆和饭店都看到他们相互之间很随意地打过招呼。他手下的七八个军官有年轻的也有中年人，都捏本子拿钢笔，看来是伙文人。老头儿来头大，有人说他是个什么大军区的副司令，带了群秀才来富田调查，要写一部红一军团的军史。
中央代表团走了，老头儿的人还在忙。他们不走，富田附近还有好多地方他们没采访到。
老头儿有时也下乡，乡下人跟着他的兵叫他钟副司令，老头儿也应承，不过脸色不大好看。
他们调查的内容具体到红军长征以后，留下来打游击的红军和群众作出过什么样的牺牲，有哪些可歌可泣的事例。还有，就是他们的姓名和下落，特别是流落到民间的那些红军的女人和孩子。
人们就暗中猜想，他一定是来帮中央某位首长寻找失散的亲人的。这种事解放后发生过好几起，人们见惯不惊，也知道他们的工作保密，于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心想不知哪家穷婆子运气好，不久若是被他们找到，叫花婆马上就飞到北京变凤凰了。
又是十多天过去，人还是没找到，钟副司令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直到有一天，乡邮递员老张战战兢兢跑进旅馆，上气不接下气地递给他一封电报，才听到他命令随从：准备行装，立即回部队。
后来人们反复问邮递员电报上说了些啥，邮递员开始不说，说是自己也搞不明白，部队电报怎么发到了地方邮局，不敢猜钟副司令是在办私事，就说可能他出来得急没带电台吧。被问急了才透了点儿风：王命速回。其实说了等于没说。“王命”的“王”字是指姓，是指职位相当于王的人，还是暗语？谁也不清楚。
老钟头走了之后，富田人才发现十多个十几二十岁的后生被他带走了。有人看见这些小伙子背着包袱，一看就是要出远门的样子。他们在村口那棵大柚子树下集合，然后就迈着极不熟练的军人步伐，跟老头儿那伙军人走了。
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没有消息。人们很快就把这事忘了。
老钟再次回到富田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那时他已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手脚不灵活不说，连耳朵也听不大清楚，与人交流要借助助听器了。他对孙子念叨说：“我要到江西去，要在那里去找一个我想念了一辈子的人，一个在我梦里出现了一辈子的女人，爷爷要圆个梦。”
老头儿虽然腿脚不便，头脑还很清醒，他和孙子到富田，在宾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到了政府的修志办公室。他知道所谓的“AB团”早已不是什么问题了，就直接向修志办的人提出问题，说要找一个叫紫苏的女人，那女人参加革命后去苏联留过学，1930年初到了富田，在省苏维埃政府工作过。
修志办的同志翻阅大量资料，到宾馆找到老头儿说：“对不起，你要找的人早不在了，1930年12月她被当作‘AB团’处死了。”
老头儿说：“不，我知道这个女人没有死，她还活着。”
“笑话，天大的笑话！”那些人就说，“你连白纸黑字都不相信，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
喝外国牛奶长大的孙子就操起夹生母语说：“你们端正点儿，我爷爷是真正的红军，很老很老的红军，毛主席领导过他，他来找他的女人，以前的。”
修志办的那个小伙子认真看了老头儿几眼，心眼一动就问：“你是不是钟副司令？”老人一点头，小伙子一把拉住老头儿的手说：“我叫张力，我爸爸叫张大兴，他还是您老人家悄悄招进部队的，转业后在长春工作。他死活要我回富田，一再托人安插要我进修志办，他说将来能为冤死的乡亲办点儿事就好了。”
“张大兴？”老头儿边念边想，“张大兴？想不起来了，那年我接走了17个孩子，我怕他们受父辈的影响，找不到饭吃要饿死。唉，算来我对不起他们的父兄，我有罪。”
这回连孙子也不懂了，说：“爷爷你救了他们，你怎么会有罪？”
老头儿叹了口气，说：“我亲自参加了镇压富田‘AB团’的斗争，紫苏姑娘就是我救的。”
大家见他说得颠三倒四的，一时还没明白过来，他就说：“我叫张忠良，红十二军一连的连长，到富田领队的就是我。”
“张忠良？就是和李韶九一起到富田造孽的那个连长？你的大名在富田倒是家喻户晓的。”修志办的负责人李主任听了说，“你还有什么吩咐？”问是在问，人却转身就走，临走还招呼一起来的张力和另一个小伙子说，“走，让他们通过正常组织关系先去找省委、市委，一级一级批下来再说。”
明显看得出来，他憎恨张忠良。
张忠良一下木在当场，一行浑浊的老泪顺着苍老如削的面颊流下来，一直滴在刚浆洗过的硬衣领上。
张力却一步上前抓起老人的手放在胸口说：“钟老，走，到我家去，我不管你过去叫什么做过什么，我只认你叫钟副司令，我爸爸他们‘文革’后到处找你，今天你终于来了。他们可想死你了。”说完就帮助将军的孙子张罗东西，将他们领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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