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天下第一街
作者：刘富道
日军占领的第二年，霍乱流行，难民区人烟过于集中，疫情迅速蔓延。日军为了保护日侨免受其害，对难民区实行封锁，某一里巷发现疫情，立即封闭全巷，不准出进。居民出入哨卡，必须全身喷洒药水，先喷正面，再喷背面，如果转身不及，拳棒就会落在身上。
许多历史资料记载，当年难民区是一个烟、赌、娼三大毒害恶性泛滥的世界。日军设有一个戒烟总局，这实质是一个由汉奸把持的机构，通过发放执照，配售鸦片，从中牟取大宗利益。当年大大小小的售吸所，几乎遍布汉正街的每个里巷，到处是昏昏沉沉的瘾君子在游荡，一些中国人就这样被麻醉了。汉正街那时也有娱乐所，那就是赌场，赌场受维新路日本宪兵保护。那时难民区内有旅社48家，都是些藏污纳垢之所，都是与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密侦相关的人开设的。在民族路六合里，一家旅馆高悬汉口乐天地招牌，内有中国年轻妓女百余人，专供日军兵士淫乐。日军在汉口设陆军慰安所、海军慰安所，慰安妇都是日本人，也有胁迫来的朝鲜人。整个一个汉正街，整个一个大汉口，被日本侵略者搅得乌烟瘴气。
汉正街市场在日本人占领武汉前后，经历了一个起落。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组织华北工厂内迁，沿海工商企业内迁，上海、山东、河南等地170多家工厂在武汉落户，许多政府机关也迁到汉口办公，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正街市场出现繁荣局面。武汉会战失利、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汉正街市场渐渐关门闭户，一片萧条。日军占领武汉，汉正街一带成为居民稠密如蚁的难民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小商品市场又有了起势。
《汉正街市场志》记载，1939年，帝主宫市场被日军纵火夷为平地，划为军事据点，修筑了围墙。原有商户失去经营场地，只得迁到广福巷一带摆摊设点。广福巷场地太小，生意做不开，正好公安巷边的三镇茶楼楼下有200平方米的卖菜空地，适于小商品摊贩集中经营。于是，商人茅贡南邀约刘甲山、刘仁山等人投资，将茶楼下空地整修成小商品经营场所，然后划地招租，开张应市。因有三镇茶楼在此，小商品市场就定名为三镇市场。
三镇市场两端分别与公安巷、旌德小巷相接，场内摊架呈井字型，场周设置木栅栏，早晚定时开闭。三镇茶楼就成为商家联络洽谈的场所。原帝主宫商家，纷纷从广福巷撤过来，三镇市场日益红火，并且带动了周边的街巷，汉正街小商品经营区又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三镇市场商户占汉正街市场商户总数的一半。1944年，美军从重庆等地出动大批飞机，轰炸汉口日军，汉正街内的三镇市场也被炸成废墟。待局势稍定，又有商户胡少周、李桥山、黄永年合伙修复了市场，重新发租，市场得以复兴。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武汉光复。撤离武汉的商民重返家园，重振旧业，汉正街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兴业时期，三镇市场再次活跃起来。
汉正街谁主沉浮
20世纪50年代初期，汉正街有34家经营规模比较大的商店，从事批发业务，经营范围有小百货、小五金、小针棉织品，等等。1956年，汉正街三镇市场几家较大的商店合并为公私合营复隆小百货批发商店，归属武汉市百货公司管辖。文革期间，复隆小百货商店改为人民小百货商店，成为国营企业。到了1971年，人民小百货商店并入市百货公司，并从汉正街迁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关闭了，小商品无人经营了，市场供应日趋紧张。
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在中国，要看对外开放，得去深圳；若要看对内搞活，则要来汉正街。”而到汉正街来考察的政府要员、经济学家、作家记者，就不能不看个体工商户郑举选了。
郑举选是汉正街个体户中最早的万元户、百万元户。郑举选是汉正街半个世纪的一部活辞典，也是一部活的汉正街改革开放史。郑举选又是个盲人。正因此，也就更具传奇色彩。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汉正街个体户事迹的书籍上，郑举选都是作为头块牌出现的。许多外国记者到汉正街来拜访郑举选，把他的名字带到了异国他乡。
在汉正街，没有人不知道郑举选，但是汉正街人，没有谁不喊他的外号。他的外号，就是他的传奇色彩的一部分。他曾坦率地对我说，汉正街商界的老少兄弟，都对我非常客气，当面喊选哥，背后就喊麻瞎。
这个外号，刻骨铭心地记录了他童年的心酸。6岁那年，乡下流行天花，死神在短短的25天中，夺走了他的5个兄弟姐妹，他侥幸活下来了，脸上却留下了死神“仁爱”的标记，视力也变得十分微弱。
郑举选于1940年出生在汉阳县侏儒乡，现在为武汉市蔡甸区侏儒镇。郑家算得上是经商世家，祖辈就在街上摆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他家搬到汉正街多福巷，1948年家里就买下了两栋房子。看来，汉正街真是个捡得到金子的地方。
1958年，硚口区三曙合作商店极勉强地接受了这个视力不好的青年，给他开最低工资，并派他外出推销商品。从此，他开始在商海中独自摸索前进，逐渐掌握了一套推销规律。谁也没有想到，商店开展红旗竞赛，插红旗最多的竟然是郑举选。
可惜的是，从商初露锋芒，就被派到治理黄孝河工地，挖泥担土一年多。1961年，郑举选从工地撤下来，没有回到三曙合作商店，自己在旌德小巷43号挂起了“协记百货”的牌子。国家刚刚经历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天灾加上人祸，使国民经济受到重挫。启动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势在必行。汉正街老三镇市场又开始复苏了。郑举选做的是批发生意，日渐红火起来。他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生活。
1967年，汉正街更名为兴无街。既要兴无，务必灭资。这次更名，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到1969年，一些私下进行买卖的个体经营者，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加以批判处罚，有的被遣送到农村去强制劳动改造。到了1971年，武汉市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决定停止向个体手工业者和商贩颁发经营证照，对原有个体经营户采取“逐步安排出路，成熟一户，安排一户”的政策。至此，汉正街市场个体经营趋于消失，汉正街只有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自古以来的一条商业街变成了一个萧条冷清的居民区。
但是，有许多小商小贩，国营商店合作商店接纳不了，游离在社会上，他们要生存，只好偷偷摸摸地做点儿小生意。
郑举选视力微弱，几近于盲人。中国盲人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的有三行，金行的算命，洋行的唱戏，西行的要饭。这三行都在文革期间禁绝了。郑举选的妻子户口在乡下，呆在城里被赶来赶去。还有个年幼的女儿，也有一张要吃饭的嘴。郑家三叔1949年前去了台湾，红卫兵小将在郑家掘地三尺，声言搜索变天账和敌特电台。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
有一天，郑举选出门卖纪念章、红五星，听人喊纠察队来了，赶紧溜回家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女儿正在撕心裂肺地哭，妻子倒在地上痛苦地痉挛，满屋子敌敌畏农药的浓烈气味。他明白了，妻子是在寻短路。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妻子，精神受了严重刺激，留下后遗症。女儿在半年以后得了脑膜炎，不幸早夭。所幸的是，郑家的苦难，感动了一些好人，街道办事处和公安局帮忙，把郑举选妻子的户口迁到城里来，安排在街道办的五金厂做工，一月有了30元收入。不幸的是，郑举选卖纪念章和红五星被抓住，本钱和货被没收，还挨了一顿打。妻子时常生病，又有了一个儿子，父母还需要奉养，郑举选像头困在笼子里的狮子一样，时刻想冲出去干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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