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天下第一街
作者：刘富道
谁来继承皇位呢？皇上有三个堂兄弟，一个在山西，一个在河南，还有一个就是朱厚熜。皇上临死时说了，三个兄弟，谁先到京，谁就接他的班。
这个消息用当时最快的速度传到湖北安陆（今钟祥），也去了20天。朱厚熜想，等他赶到京城，至少也得20天吧，恐怕等他赶到了，也就没他的戏了。于是，他请了个算命先生算了一命，问他有没有可能当上皇帝。算命先生说有，但是按正常的途径是当不上的。小兴献王就说，你说按什么途径好，如果我按你的办法当上皇帝，就重赏你。算命先生说，当不上呢，你岂不要杀我的头么？朱厚熜说，你说你的办法，我拿我的主意，我当不上，那是命中注定的，不拿你是问。算命先生看这个才当了几天兴献王的小伙子还算面善，就如此这般说了。
这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一行入继大统的人马，顺汉江水道而下，抵达汉口集稼嘴，再由汉口驿站，车马日夜兼程，直奔京都。朱厚熜果然当上皇帝了。从此，集稼嘴这个地方就叫接驾嘴。
在汉正街，还有几个与这段光荣历史相关的地名。有报驾巷，俗讹呼为鲍家巷；有送驾墩，俗讹呼为宋家墩。
可是，近些年有学者从根本上否定世宗朱厚熜临幸集稼嘴一说——
朱厚熜为了抢先进京登基，以防路上遇到麻烦，便乔装成囚犯，坐在囚车里一路通行无阻赶到了京城。这就是算命先生给他出的主意。他没走水路，而是走旱路，经襄阳樊城，一个驿站一个驿站赶到京城。明史记载，他只用了20天时间，就到了京郊。算下来，一天要跑50公里呢。一个15岁的小娃子，呆在囚车里，吃的苦头也不小。明史还说，他到京郊以后，还谦虚了一番，说，遗诏要我继承皇帝位，而我不是皇长子不同意登基。皇太后于是催促群臣上书劝他登基，他才勉强接受了皇位。
那么，接驾嘴究竟接的谁的驾呢？一位作家对地方史志作过多年研究，他说，世宗入承大统走旱路无疑，但是，的确有一班人马，是走水路到汉口，上了接驾嘴。原来，小兴献王为了避人耳目，转移对手视线，挑了个太监当替身，声势浩荡地顺汉水而下，再由汉口乘车北上。
这个说法，实在让武汉人太扫兴了。原来武汉人让这个15岁的小娃子给蒙啦，我们接的不是替补皇帝的驾，而是接了一个太监的驾！
不过，世宗朱厚熜到汉口不止一次，如果不算入承大统这一次的话，应该还有两次。他登基两个月后，就派人把他的母亲接到北京去了。嘉靖十七年，他母亲去世了，他先回钟祥看过墓地，再护送母亲灵柩到钟祥。这两次回湖北，都有可能从汉口走过。
嘉庆《汉阳县志》有记载：“明永乐二年建，初名塞口寺，世宗临幸，敕赐回龙寺。”你看，回龙寺这个寺名，还是世宗皇帝亲自送给的呢。
《黄鹤楼志·大事纪略》还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为黄鹤楼书写“江汉仙踪”四字横匾，后又御制“百岁寿民吴国瑞四世一堂”的诗碑置于黄鹤楼中。由此又可以看出，乾隆曾经到过武汉，不会是空穴来风了。
汉正街泉隆巷，从古地图上看，在武圣庙与万安庵之间，南北走向，直通小河边。相传，乾隆皇帝到汉口来，即从这条巷子走到河边，上船过河到汉阳那边去了……
大码头上的大买卖
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年代，唯有水运交通优势，能够促使一个商贸中心形成。汉口有长江黄金水道，又有小河口天然避风港，市镇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各路商货和商贾的集结中心。可以说汉口首先是从汉正街发展起来的，汉正街首先是从码头发展起来的。
汉水北岸，有八码头之说。叶调元注释为：“一云艾家嘴、关圣祠、五圣庙、老官庙、接驾嘴、大码头、四官殿、花楼为八码头。”其实，码头却远远不止8个，至少还有杨家河、沈家庙、宗三庙等一些大码头没有列入，且众多小码头都没有计算在内。
据《汉正街市场志》的“粗略统计”数，清初，汉江两岸泊船量常年达到2.4万至2.5万艘次之多，所以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华景观。
在明万历年间，汉口被定为湖广诸省漕粮交兑和楚商行盐总口岸。一个漕粮，一个盐务，把个汉正街一线的水码头搞得轰轰烈烈。
到清道光末年，“楚米济江浙”，达到3000万至4000万担，约占国内省际之间粮运的五分之一。如此之巨，要多少船，跑多少趟哟。
明末，汉口港分销淮盐数量约83万引,当时1引相当200公斤，致使汉口“商船鳞集”，“万舰千艘”。乾隆初年，由汉口转运两湖的淮盐高达90万引。根据史料统计，当时汉口分销的淮盐约占全国总量的一半，所以汉口有资格被看作国内“淮盐转输第一口岸”。这又需要多少船，跑多少趟哟。
明清以降，直到近代，四方货物，无不以汉口为寄留分配之所。汉正街渐次形成粮、盐、棉、茶、油、纸、药材及洋广杂货八大行。因此，汉口素有八大行之说。所谓八大行，行行都是大宗买卖，行行都离不开码头。
江汉码头装运的商品，据《湖北通志·食货考》记载，计有18大类，230多个品种。湖北省内的各色鲜鱼，湖南鄂南的茶叶，江汉流域的棉花布匹，吴越的丝绸及海产品，山西陕西的牛羊皮毛，安徽的茶、油和文房四宝，云南贵州的木耳、生漆，四川的桐油、药材，江西福建的瓷器、果品，以及广东广西的日用杂货，如此等等，“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特形异的，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不仅本省“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予汉镇，而且外省同湖北之间的商贸也大半通过汉口转运各地”。
正是由于位置的特别重要，码头势必成为各行各帮争夺之地。
那么，码头是怎样形成的呢？一般而言，是先下手为强，一块地方谁先占住，就成了谁的码头。久而久之，从小硚口到集稼嘴，按帮口势力、宗派范围划分区域，形成了大大小小30多个码头。码头一旦划定，外帮船只就不能进入了。其时，湖北本帮商船、江西商船，多集中于北岸港口。江浙及徽帮商人，资财雄厚，势力强大，占住了北岸最方便的港口。而川黔等地商船，只有停泊在南岸码头，起了货再送往汉口，或者汉口有货要装船，都得另雇渡船了。
划界分疆，就是码头上铁定的行规。这样的行规，是以流血为代价加以维护并形成传统的。在码头上，无论是起坡卸货，还是下坡装船，都是各行其道，任何人不得越雷池半步。一旦有外帮船只停靠码头，就被视为来者不善，极有可能引起争斗。
船民结帮，基于自我保护意识。同乡、同行、同路者，抱成一团，患难与共，生死与共，维护共同的利益。从硚口到小河口一带停泊的船只，有渔船帮、咸宁帮、黄州帮、荆州帮、江宁帮、徽州帮、宝庆帮等帮口。
宝庆帮的形成，与资水一脉相承。宝庆府五县，物产丰富，又有资水通洞庭湖达长江，与汉口之间连成一条川流不息的航线。每年，有大批木材、纸张、茶叶、山货、锑锭、铸锅、石灰、石块，通过这条航线源源不断运往汉口。宝庆人在清嘉庆七年（1802年）以前，就先占了迴水湾，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自己的码头。宝庆帮的船只，往返路程远，所需时间长，他们在自己的占领地上没有留人留船看守，给了外帮可乘之机。徽帮对这块地觊觎已久，一俟宝庆帮返航，就占领了码头。等到宝庆帮下一个航程的船只到了，徽帮就不让靠岸了。由此引起宝庆帮和徽帮旷日持久的争斗。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宝庆帮在两帮争斗中屡屡失利。嘉庆中叶，宝庆帮出了个人物何元崙。何元崙是新化县黄牛山人，兄弟3人以驾洞驳子为生。洞驳子以产于武冈洞口镇而得名。这种木船，两头尖，肚子大，一船能装载2吨重，而且坚固耐用。宝庆帮第一次同徽帮进行争夺码头的武力较量，就是使用洞驳子作战船。何元崙排行第一，人称何老大，乾隆末年受教于诸生邓显鹃门下。这个能文善武足智多谋的青年船民，不忍再看到宝庆帮的屈辱，请出侍读学士新化人刘光南出面干预。刘光南从新化出发赴京，乘船到了汉口，正好碰上徽帮阻止靠岸，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于是，立即多方联络，运用权势，三箭把宝庆码头搞定了。从此，何元崙受刘光南指使，同老船民江太公一道看守码头。退出码头的徽帮，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其中富商巨贾操纵安徽籍白莲教船民，与襄阳船民结成襄徽联盟，企图以武力夺回码头。但几经械斗，徽帮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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