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天下第一街
作者：刘富道
汉口开埠以后，租界区内有自备水塔供水，有自备电厂供电，有古典壁炉取暖，连拉屎撒尿都是新式抽水马桶。汉正街人是怎样解决后一个问题的？因为没有自来水，只能用木制马桶，比较讲究的家庭，马桶装在一个木柜里，这种木柜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柜。每天凌晨，有专业人员前来倒马桶、洗马桶，这项工作汉口人叫做下河。每天凌晨，汉正街的里巷里，到处可以听到篾帚在马桶里搅动的沙沙声。汉正街人多少年来就是在下河晨曲的奏鸣中走进新一天生活的。
汉口用电的历史始于1861年英租界开辟不久，英商集资创立了汉口电灯公司，专供英租界内用电。1896年法租界和俄租界开辟以后，也由它供电。德商的美最时洋行附设有电厂，供德租界内用电。日商创设了汉口电灯厂，供日租界内用电。
直到20世纪初年，汉口华界仍没有电流供应，一到晚上，洋街灯火摇曳，中国街一片漆黑，形成鲜明对照。
热心洋务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对于汉口人用水用电事，十分关注。开辟汉口用水用电市场，有大利可图，因此各国洋商竞相揽办，但是，张之洞认为，水与电事关中国主权，不准外商染指。
1906年，既济水电公司创建，发起人是宁波旅汉商人宋炜臣。此人有较为雄厚的资金，19世纪末在汉口开设了华盛军装皮件号和燮昌火柴厂，与清廷高级军官过从甚密，被张之洞视为有为之士。他联合浙江、湖北、江西商人11人申办，张之洞批准了，并允附官股30万元，以资提倡。
宋炜臣成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任经理。公司命名取《易经》“水火既济”之意。公司地址设在英租界一码头太平路（江汉路），水厂在硚口宗关汉水边，水塔建在后城马路（中山大道），电厂就在大王庙（利济南路）。水电两厂都由英籍工程师穆尔氏设计，1906年同时兴工。
1908年电厂送电，最初装机容量为1500千瓦，可燃16瓦灯泡26000盏。通电设备有大电杆1112根，架设紫铜包皮电缆，37股100公里，19股35公里，17股20公里。当年装电灯18000盏，武圣庙至黄陂街一带繁华闹市区，入夜一片光明。
1909年水厂送水，日供水约500万加仑。从此开创了华界供水供电的局面。最初的自来水，并不是直通各家各户，而是在街上设立公用水站供水。现在的江汉路步行街上有尊《卖水》的雕塑作品，就是表现当年华界居民到公用水站挑水的情景。话说汉口华界有了自来水，开业的第一天竟无人问津，原因是怕喝了肚子疼。第二天，宋炜臣乘坐4人抬大轿，亲自出马来到汉正街的一处公用水站。这时过往行人都驻足围观，宋炜臣从自来水管中放满一杯水，激动地说：“各位父老兄弟，有人说，这机器水是浑水，还说这洋水有毒，我们中国人喝不得，喝了犯肚痛病，这是没有的事。本人宋炜臣，虽非汉镇土家，但也是中国黄种。”宋炜臣操着地道的宁波口音说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手中的一杯自来水一饮而尽。
水塔为八卦式7层高楼，塔高41米，是当时汉口建筑物的第一高度，它在半个世纪里鹤立鸡群，独领风骚。
《夏口县志》对于水电二厂，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议论，值得一提：“该二厂之设，为用至且便。自来水之便民救患，尤为民生之必不可少。吾国近时创办电灯之处，颇亦不乏，惟自来水殊不多见，上海虽有，其规模迥不汉口若也。电灯仅富户，自来水兼惠贫民。电灯犹有时为害，自来水则兼能远害……”我是第一次听说水比电好，水电有高下之分。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举措。他抱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以前所未有的开拓气魄，使湖北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
首先是修筑了京汉铁路，1906年5月建成通车，全长1214.49公里。此前中国仅有直隶开平矿务局所修自唐山至胥各庄的运煤铁路11公里，于1881年建成。京汉铁路在汉口玉带门、循礼门、大智门、江岸共设车站4处，玉带门车站为南端第一站，在汉正街区域内。
汉口中华邮政局，是中国最早的邮政局，比大清国家邮政还要早18天，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直属交通部管辖。汉口有支局8处，分布在硚口、大王庙、新街、黄陂街、白布街、大智门、华景街、三元里。上述支局，多在汉正街市场区域内。
1907年，张之洞下令拆除城垣，沿墙基修筑后城马路，即今中山大道从硚口到江汉路一段。这是汉口华界出现的第一条可以通行马车、汽车的宽阔平坦的道路。
清末民初，汉口市区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车和马车，汉正街及周边计有停车场16处。在后城马路上，有皮轮铁轮人力车1000辆，均由警察厅编定号牌，按月纳捐。那时候，人力车是城市走向近代化的标志之一。而在今天，有人说如果一个城市允许机动三轮车（麻木）存在，就甭谈现代化了。
罗汉的竹枝词《华界》写道：“鸿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莫向雷池轻越步，须防巡捕捉官差。”但是，常住在汉口的两千多外商，也直接间接影响了汉口人的生活。我有位朋友她外公当年在汉正街卖牛肉，头一天外国人来买牛肉遇到语言障碍，第二天他奇迹般地同外国人说起英语了。当年汉正街传说他一夜之间学会了英语会话。
当时汉口的舶来品很多，像车轮前大后小的自行车，就是英国货。也有照相机、洋烟、洋酒等等。
华人中间，以模仿洋人为时髦的风气也日盛一日。“目光渐短视迷离，眼镜凭将补憾遗。近日例同装饰品，镜边欢喜镂金丝。”徐明庭先生写的题解很有意思：民国初年，不近视的人戴眼镜，不吸烟的人衔雪茄，年纪不大的人拄手杖……
“难民区”与三镇市场
汉口日本租界开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最后一处租界。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全国一致进行抗日战争，日本驻华使节和侨民退出中国，中国政府收回日本租界。不过事隔1年，抗日军队撤退，武汉沦陷。1938年10月25日，日本军队进入汉口，不仅占领整个武汉，而且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接管了汉口法租界。
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汉正街一带，就成了日本侵略军践踏之下的难民区。
何谓难民呢？日本侵略军将没有撤退出去的汉口市民，统统称为难民。原住汉正街一带的，可以回去居住。汉正街一带以外区域，划为军事区的，或者房屋被烧毁的，也作为难民被赶到汉正街一带居住。日本人圈定的难民区，初定范围上起硚口汉正街，下至汉正街利济巷口，前抵汉水沿岸，后迄中山大道马路边。两年后难民激增，难民区又延至大夹街新街口。整个汉正街市场几乎全部被置于铁丝电网的包围之中。
《沦陷后的汉口难民区》一文描述：沦陷之初，不足3米的利济巷，中间布置了带刺铁丝木架，把一条窄巷分成互相隔绝的两半，两边对门对户，不能直接来往，要想一见，必须绕道而行。当时难民区只有两个路口，一个在硚口汉正街口，一个在利济巷汉正街口。路口设置哨卡，初为日本宪兵值勤，难民凭安居证通行。通行者必须向哨兵脱帽鞠躬，才能放行。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毒打，甚至以游击队嫌疑罪名致死。日军规定日侨不准进入难民区。
在难民区里，没有任何管理机构，只有教会组织的难民区委员会，在汉正街循道公会办公，向难民施放大米，救济难民。1940年汪伪汉口特别市政府为了粉饰太平，将难民区美其名曰中华区，其范围再次向东延伸到集稼嘴。
日本侵略者对难民区实行极其严密的统治，维新路设有宪兵分队，三民路设有警备队分哨，满春路松田兵站部设有苦力收容所，维持会设有警察总监部。到了汪伪时期，民区警察机构网罗密布，设有3个分局13个分驻所，还分区设有多个联保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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