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作者，作者（节选）
作者：戴维·洛奇
亨利又开始有了曾在萨斯波特首演之前的不安和焦虑感。“能‘行’吗，亲爱的康普顿？”他在第一次戏装排演之后问道，“你认为我们能征服伦敦吗？”那时康普顿还穿着戏服，那是件设计得令人有些瞠目结舌的外套，料子是淡兰色饰边的棕色天鹅绒，配着巨大的珍珠母纽扣，这显然是服装造型师心中美国百万富翁常有的装束，这让亨利希望自己对男演员的服装也像对女士服饰一样的有兴趣。“我会在接下来的四周时间里把答案告诉你的，”这位一贯务实的经理这样回答他，“在伦敦，有两样事你得做好，一是要看到好的评论文章，还有就是要听到赞美的话。最好是两样都有，但有时候你得靠诀窍努力赢得其中一样，如果两样都没有，你就完蛋了。”对于在萨斯波特的演出，只有两篇评论，没有一篇可从中得出什么征兆的。一篇是阿契尔写的中性评论，对剧作家很友善，可是对剧本持有保留意见，另一篇是登在地方报纸上的赞美评论，但写得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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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首演之夜，观众反响不错，最终是热烈的掌声，还有“作者！作者！”的喊声。对此，亨利作出了反应，他独自站在大幕前，心满意足地、深深地、高贵地鞠了一躬。他知道观众席里有很多朋友和崇拜者，有费尼莫尔、乔治和爱玛·杜默里埃夫妇，戈斯夫妇、约翰·辛格·萨金特，以及乔治·梅瑞狄斯等人，他们的喝彩尤其热烈。他也很高兴地得知，戏剧界的名流都在场，包括剧作家阿瑟·皮内罗、美国剧团经理约翰·奥古斯丁·戴利，还有桂内维芙·沃德，他在将于哈尔许诺上演却推迟了演出的《维伯特夫人》中担纲主演。最让亨利心怀感激的是，威廉也远度重洋赶来了，特别是他是一得知消息就过来的。他主要是来看病重的妹妹，不过也是来陪弟弟度过这个重要的夜晚。他也带来了自己那盛大的好消息，他去年最终问世的不朽巨著《心理学原理》获得了全世界的赞誉。这两兄弟一生都在为获得关注而相互竞争着，首先是家人的关注，然后是公众的。但是此刻，在为彼此的成功感到由衷的喜悦之时，所有的竞争都被搁置了。
亨利为威廉、康普顿夫妇、罗宾斯小姐，他们共同的朋友休·贝尔夫人及她的丈夫巴勒斯蒂尔，还有杜默里埃一家在德维尔花园安排了一个晚宴。经过一番迟疑，亨利决定不邀请费尼莫尔，因为这会过于明显地暴露他俩亲密的友谊，而且这样的话，就还得请上正在拜访费尼莫尔的那位让人乏味的姐姐。不过在第二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当费尼莫尔的姐姐正关注其他事时，亨利已设法单独和她说过话了。在当时那激动人心的场合下，她兴奋得两眼发亮，一边评价着女士们迷人的装束。“从没有那么多昂贵的珠宝一下子在我眼前出现过，确切地说，我得承认，是那么多袒露的胸脯，”她说。她自己的前胸像往常一样一直被蒙到脖子，但那件鸽灰色的长裙和色彩略显黑色的披肩也很优雅，他对此表示赞美，这显然令她很开心。戏剧在地方上巡演时，她已经在切尔滕汉姆看过了，现在，她向他祝贺戏剧取得成功。“当时我就很喜欢，”她说，“不过现在又有了很大的改进。现在我能理解你为何这么迷恋戏剧了，亨利。知道你对所有这一切都负有责任，这感觉一定很令你陶醉吧。”她那只戴着手套的手一挥，将大厅枝型大吊灯下所有珠光闪亮、相互交谈的人群都包括在内了。这些人有的在吃冷饮，有的在抽烟，有些正用剧目单当扇子扇着风。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在谢菲尔德或普茨茅斯那黑暗的、没有暖气的剧院中做早排就没那么陶醉了。”大厅的嘈杂声太大，他只得把嘴凑近她的助听器，即使这样，他都不能保证对方听得清。
“我最近也想过要尝试写剧本，”她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合作写一部戏。”
“这个主意很诱人，”他礼貌地回答着，并转换了话题。“你的新住所怎么样？”费尼莫尔最近搬到了牛津，她认为在那里比切尔滕汉姆更能找到一些情趣相投的人。但是，很难在牛津找到长期住所，她已经换了两处房子。
“很不错，谢谢。女房东的丈夫是埃克塞特学院的膳务员，因此我能买学院餐厅的饭菜。我得承认，这些大学教师们很会照顾自己。”不知道究竟是由于牛津的氛围，还是因为埃克塞特学院贵宾席上食物的品质，费尼莫尔的情绪似乎异常高涨。
“刚才和你谈话的那个活跃的小妇人是谁，就是那个戴助听器的？”事后，当他们坐在驶向德维尔花园的四轮马车里时，威廉这样问亨利。得到了亨利的回答后，威廉说：“真的吗？她就是那位著名的‘女作家’？我应该和她握握手的。”亨利对自己没有邀请她来参加晚宴感到一阵后悔，不过他马上就在宴会的热闹气氛中忘掉这事了。史密斯太太很擅长做龙虾沙拉，而史密斯则庄重沉着地为客人倒酒，尽管亨利很怀疑史密斯自己在等主人和客人到场前已经喝了不少。威廉发了言，讲话结束时他致了祝酒辞：“为亨利，为他精彩的戏剧，干杯。”
第三部
1
“再试一年。”他没有忘记一八九三年底和命运定下的交易，但是后来，他不得不等待了稍稍长久一点的时间——直到一八九五年的第五天——才最终明白自己能否成为成功的剧作家。他低估了（尽管根据经验他本不该这样低估的）从事戏剧的人似乎经常要遭遇的拖延、障碍和无法事先预料的各种困境。整个一八九四年，《盖伊·多姆维尔》始终在圣詹姆斯剧院的侧翼好不耐烦地等待着“上台”，终于等到《坦克里太太》漫长的演出期结束，可接着上演的是琼斯的《假面舞者》，演出周期几乎同样的长。这部戏开始并未被人看好，所以它的成功就更让他难堪，虽说他也怀疑过，亚历山大是否有意误导他对于该戏前景的预测，以使他能留住《盖伊·多姆维尔》。碰上这样的事情，干剧院生意的人——反正那些经理们——嘴边总是喋喋不休地挂着好听的话，无论什么时候，反正他们觉得你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什么对他们有好处就让你信什么。如果在一八九三年夏天亚历山大在和他最初几次会面时就坦言相告，说也许得等十八个月后才能上演《盖伊·多姆维尔》，他完全可能把剧本撤下来另送个地方了。倒不是那么做一定对他有好处，因为他完全可能在另一处遇上又一轮的拖延、障碍和困境。至少亚历山大这个出品人办事效率还挺高，干起来也很勤奋。《假面舞者》刚演完他就患上了风疹，《盖伊·多姆维尔》的排演不得不往后推三个星期，可这也不是他的错。要不是出了这么件不巧的事情，那部寄托着他全部戏剧成就辉煌梦想的剧本肯定会在预定的年份里付诸检验。不过眼下，至少再等也就是等几个小时了。
到底要等几个小时他无法精确计算。他听见远处有只钟敲过半点，但那是几点半？也许是三点半，四点半，或五点半。不可能只有两点半，因为他直到过了午夜才躺下（亚历山大来访，和他谈论第二次着装彩排的事），而现在感觉好像至少睡过了几个小时；但是他觉得也不可能有六点半，外面大街上还是一片深深的静寂。卧室里拉着窗帘，一团漆黑，根本猜不到时间，而时值伦敦的深冬，这一情况不到七点之后不会改变。当然，火柴就放在他睡觉前经常放的床边小桌上，他可以摸索着划根火柴看表，不过说实在的，他并不真想知道时间。如果这时不过三点或四点一刻，那在史密斯敲门送热水来之前还得熬多少时间啊，想到这个他就心烦。他睡意全无。肯定是漫长的等待：这一点早就十分明显了。要一直等到当晚圣詹姆斯剧院的大幕拉起的那一刻，不，还得等，因为他不愿意坐在剧院里干等着别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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