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作者，作者（节选）
作者：戴维·洛奇
这次见面对亨利的情绪稍微有点影响，但不久之后，康普顿和巴勒斯蒂尔带着欢快的情绪过来了。一两杯香槟酒下肚，幸福陶醉的感觉再次包围了他。亨利告诉两位阿契尔对该剧吹毛求疵的批评，以及他对观众欣然接受的反应之明显淡漠的态度，并模仿这个年轻男子有些迂腐和一本正经的样子，两人大笑起来。巴勒斯蒂尔认为，阿契尔的问题在于，他自视为英国戏剧道德的捍卫者，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写剧本前征得他允许，听他的建议。他们随意轻松地吃着晚餐，一边回顾当晚的许多热点，就像打了胜仗的士兵，松弛而懒散地坐在帐篷里。将近凌晨两点时他们的欢宴才结束。上床睡觉前，亨利草拟了一封电报，他对爱丽丝承诺过，次日一早头一件事就把电报发给她。他头一次写下了一长串语法不太严谨却修辞的当的单词和词组：“绝对的胜利的盛大的成功为作家全场祝贺及热烈鼓掌戏剧前程似锦康普顿剧团精神焕发演出精妙绝伦亨利手笔。”电文完全概括了亨利对那晚的感受。
第二天，剧团得去沃尔弗汉普顿，接下来的六天里，他们要在大剧院演出。这天是星期六，亨利也一同出发了，不过旅行又慢又不舒服，他们在利物浦和克鲁为转火车等了很长时间，由于守安息日戒律，那里的饮食店都关着门，他们只能在阴冷的、没有暖气的候车室休息。火车似乎在每个小站都停车，而且很少有列车服务员来更换车厢里的脚炉。不过，作家和经理的好情绪经受住了这些琐碎的不适，而且当剧团到达沃尔弗汉普顿后，他们还热情地互相道别。亨利留在火车上，他的终点站是伯明翰，他要在那里的密德兰酒店住上一晚。第二天，他还要去拜访住在切尔滕汉姆的费尼莫尔。
……
5
在萨斯波特为演出成功喝了醇厚醉人的酒之后，这部戏开始了它的中部巡演历程，亨利就没法和自己的戏剧一次分离好几天。他在沃尔弗汉普顿、利明顿、以及艾冯河上的斯特拉福观看该戏，而且在观众席中被人认出来，并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登上舞台，向观众鞠躬。对于他，鞠躬似乎早已成了自然之举，就像红衣主教伸出手让人们吻他的戒指一般。每见到康普顿，亨利就和他商量着要在该剧文字和演员表演方面做点小改动加以完善，他还继续留在利明顿，排演修改过的一些场景。经过改进的《美国人》一剧在伦敦公演之前有大段间歇，这段时间很难令人耐心地予以预期。九月是最早可能演出的时间，因为剧团得在地方巡演到七月。
亨利不再烦心向朋友们掩饰自己投入剧院演出一事，尽管他假装轻蔑地称此为经济所迫之下的一种“低级职业”。实际上，他已经完全被这种新的形式掳获了，他着迷于戏剧对作家独创性的挑战，并且被其中朦胧的光辉景象和经济利益所吸引。在二月份，他又开始创作另一部剧本，即他的第四部戏，并且在给威廉的信中如此倾诉：“既然我已经尝到了血的味道，那是一种狂热（我有去做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因为我终于感到，找似乎到了能长久地做下去的真正事业,而我所实践过的苍白渺小的小说艺术，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受局限的、狭隘的替代品。”他在封上信封前通读了全信，觉得信中的情绪有些极端，但他没作改动。此信表达了他当下的心情。
不久之后，康普顿告诉他一些对他们的计划产生威胁的消息：康普顿夫人怀孕了，在地方巡演结束时，她得暂时离开舞台休养。这是个很大的打击，要是在过去，亨利会陷入绝望的沮丧。不过现在他很快就开始动脑筋想找个人来代替她，而且他精明冷静的一面（这无疑就是他的戏剧管理“器官”在起效）在告诉他，或许起用一位比优秀的康普顿夫人更迷人的女演员会对戏剧更有帮助。他最近看了戈斯翻译的易卜生的《海达·盖卜勒》（据易卜生的崇拜者威廉·阿契尔所言，此译本很糟糕），并对扮演主角的年轻美国女演员伊丽莎白·罗宾斯的印象尤为深刻。这方面亨利有同道中人：阿契尔曾在《环球》上写道：“萨拉·伯恩哈特也不可能比她做得更好。”他突然有一种想法，觉得要让她来演克莱尔·德辛特，于是他带着康普顿去看她的一场日戏，康普顿也表示赞同。然后亨利就给罗宾斯小姐写了一封措辞巧妙的恭维信，还为她和康普顿安排了一次会面。四月里，他就得到了她的首肯。自己的戏剧中要出现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了，这增强了他对未来的信心。
让一位美国女演员扮演他的法国女主角，并由一位英国男演员扮演其中的美国男主角，这一点都不让亨利觉得为难。在剧院里，就像在任何其他艺术中，成功的视觉效果靠的是对相应技术的专业把握，而不是靠非专业的真实性。乔治·杜默里埃最近曾在对他讲述一则轶事时很好地解释过这条原则。杜默里埃讲的是关于一对文雅的夫妇，由于运气不佳，他们经弗里斯推荐找到他，想干模特行当。他们这么做是出于生计，因为除了举止无可挑剔之外，他们缺乏做模特的任何条件和技巧。“他们知道我画很多上流社会的人物画，”杜默里埃说，“而且说自己是真正的此中之人。我让他们试了试，可是他们根本不行，僵硬得就像火钳。我那个伦敦的小模特杰茜晚上干酒吧女招待，可她却能让自己看上去比哈林顿夫人更像是位在星期天招呼客人的上流社会女主人。”亨利把这件事记了下来，以备将来用作某个短篇小说的基本情节，因为当时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戏剧创作。在伊丽莎白·罗宾斯同意出演《美国人》的同一个月，亨利还得到另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不久前，他曾把自己的剧本《威伯特夫人》读给女演员桂内维芙·沃德听，她将剧本交给了著名的经理人约翰·哈尔。几周之后，经理写信说他觉得这是“一部戏剧杰作”，并表示一旦忙完手头的事情，会很乐意承担起在伦敦推出该剧的工作。这恰好是亨利在戏剧创作上增强信心所需要的鼓励与肯定。在他看来，自己要征服英国舞台的伟大计划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
只有爱丽丝日渐衰弱的身体为这个初夏投下一道阴影。那时她和凯瑟琳居住在肯辛顿的阿吉尔街亨利为她们安排的一幢小楼里，离德维尔花园不远。“那是一幢适于养病的漂亮房子，”亨利在给威廉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但现在看来，它似乎也将成为妹妹的临终住所。胸口的一个肿块让她感到很疼痛，五月末他们叫来了一名专家安德鲁·克拉克先生，他告诉爱丽丝，她得了外科手术或其他方式都无法治愈的癌肿。这只是时间问题了，他说，只剩几个月而不是几年了，惟一可以为她做的就是用吗啡尽可能减轻她的痛苦。奇怪的是，这一死刑宣判似乎改善了爱丽丝的情绪。其实再一想，这也并不奇怪：她一生都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而且这种病源自她自己过度敏感的神经系统，根本无法诊治，爱丽丝痛苦得曾不止一次认真地考虑过自杀。现在她终于得了确凿无疑的、无法辩驳的、致命的疾病。这一事实，以及她对该病的了解，都让她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权力。没有人能和癌症争辩什么。她很有勇气地做好了死的准备，而且有时还带有些令人惊慌的黑色幽默。“我在为走向死亡而不停劳作，”她说，“同时也为了减轻凯瑟琳和亨利的负担。”她惟一想延长生命的理由，是想分享《美国人》在伦敦上演的兴奋，而且她承认，亨利没能更早一些开始自己的戏剧创作是个遗憾，不然的话她或许可以被抬到剧院，坐着轮椅在前排观看演出。亨利也为此准备着，想尽力让她坚持到这一天。有一天，他还带给她一块样布，这是要做伊丽莎白·罗宾斯戏装的料子，是亨利亲自挑选的。
为了剧团在伦敦的首演，康普顿租用了喜剧歌剧院，它位于斯特兰德大街①一端的奥德维奇，是个大型的地下剧场。亨利觉得剧院名字不太吉利，而且方位也不吸引人，不过剧院最近重新装修过，还号称“最近方经清洁处理”，对此康普顿尤为喜爱。整个九月他们都在那里排演，亨利会准时过去。“你也明白，你不必每天都来的，詹姆斯，”康普顿如此地劝他，但是如果亨利一两天不在，演员们就容易语音走调，或是产生一些未经认可的“附加动作”。无论如何，呆在家中假装工作是无益的。他的思想一直在排演上。康普顿有时候似乎对亨利的评价和插话感到不耐烦，不过演员们都很顺从。为了和演员建立亲密的关系，亨利还给他们带去点心。他惊讶地发现，他们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一直在排练，不吃任何东西，虽然这种场合下他自己一点都不饿，他还是让史密斯太太每天做了一篮子的三明治和其他冷食，并让史密斯先生在中午送到剧院，这样，亨利就可以让演员们在“休息”时自己拿着吃。罗宾斯小姐还说，这是她生平第一次遇到有剧作家会想到给演员送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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