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官场规矩,当官要有当官的派头。比如,官员到衙署时,皂隶一定要在门口迎接伺候,还要次第高声吆喝“大人驾到”,以示威仪。官员外出要鸣锣开道、仪仗严整,反之被视为不成体统。
曾写出“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板桥,他担任知县时,有时出巡不鸣锣开道,不举“回避”“肃静”的牌子,时人对此都看不惯。其友郑方坤说他“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根本不认可这种亲民行为。
官员未得志时,十年寒窗,布衣徒步不以为苦。当了官,非得锦衣华服、出门坐轿,甚至吃饭、穿衣等日常起居均须奴婢相助。官越大,这种习气越重。
同治、光绪年间的大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经常哭穷,说什么“比日窘甚,负债有如牛毛矣”。可事实上,从同治十三年起,李慈铭租了原闽浙总督季文昌的一套豪宅,“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广植花木,气派宏阔,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家里仆役众多,最穷的时候,也雇佣仆人三四人、女佣两人、更夫一名、厨师一名、车夫一名,要的就是这个派头。
下跪叩头是大臣对皇帝、下级对上级的礼节。按清朝规矩,大臣向皇帝奏事必须跪下,不叫起就不敢起。大臣常因下跪太久而腰膝酸软、站不起来,甚至一病不起。
为此,大臣们想出三种办法:一是奏事简单明了,不须皇帝多问,几句话解决问题;二是用厚棉絮裹住膝盖;三是平时在家多练习,加强锻炼。
光绪年间,军机大臣王文韶七十高龄,每天在家练习下跪。李鸿章为了给慈禧拜寿,也事先每日在直隶总督府练习三拜九叩之礼。
为巴结上司,有的下属在下跪时极其用心。《官场现形记》记载,有个县令,得知一个同乡升任巡府,前去拜见时,从仪门膝行至堂上,叩头如捣蒜,直到头上起个大包。
官员们常常为此来回奔波,颇为辛苦。有人作诗:“寒城跑路,满面尘风;古庙站班,一身明月。”还有人说“终朝事业惟跑路,毕竟功名只站班。”道尽了其中的繁琐、辛苦、无谓。与之相比,今天跟着领导“陪会”,已经很幸福了!
下属见长官时不许戴眼镜,否则是不敬。学者马叙伦在《石屋续沈》中说,辛亥革命后,这一遗风仍在。1922年,马叙伦被任命为教育部次长,与教育总长汤尔和谒见总统黎元洪。进门之前,汤尔和让马叙伦跟他一起摘下眼镜。马叙伦高度近视,谒见完毕,竟然没有看清黎元洪的面容。
清朝官场拜客风气极盛,这是拉关系、通消息所必备。每逢节假日,拜客的车马如龙似水,挤得路都走不动,权贵之门,终日宾客盈门。逢年过节更是高峰期,整个官场都忙于此事。
由于拜客对象太多,不能一一上门递名帖,于是发明了一种“帖到人不到”的做法,类似于现在的“人不到心意到”,称为“飞帖”。
高官们还养成一个恶习,不按时赴宴。上午请客,下午还不到;中午请客,天黑还不到。《偏途论》记载,有个官员请新任金华知府吃午饭,一直等到掌灯还不见人来,这位官员跟其他陪客苦熬不住,先吃起来,吃到三鼓(晚上的23点~凌晨1点),知府才到。
清代大学者袁枚当过多年县令,他在《答陶观察问乞病书》中说,自己起早贪黑,整日奔忙,“不过为大官作奴耳”。常常顾了东边、误了西边。本以为迎送备齐,却往往受上司斥责,一边迎送、一边生气。忙了一天,又要秉烛办理堆积如山的文书簿册。刚躺下休息,又接到驿站报告说某官又到了,只好又去迎接。
还比如官员要循例给皇帝写“请安折”,不谈公事,单单像个小媳妇一样地“问安”。苏州织造李煦曾多次向康熙上请安折,未得皇帝批示,内心惶恐,继续上折请安:“奴才前具折恭请万安,未蒙批示……但受恩犬马,彷徨踌躇,身心不能宁,而翘首行在,正不胜驰恋之依依也,谨具折奏闻,伏乞慈鉴。”
把自己写得可怜巴巴的,也不知道后来皇帝给他批示了没有。不久,他又写一道折子,上面只有六个字:“恭请万岁万安”。类似这种徒具形式的东西,谁都心照不宣,却一点不能马虎,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搞形式。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渊源由来已久,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作为后人,可以笑看前人,但不要再被后人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