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因为中国人承受汉奸之祸太严重了，而且每一次引发祸患的代价都主要老百姓来承担。没有秦桧这样的投降派势力，南宋不会那么丧权辱国的活着，老百姓的灾难也不会那么沉重。国破之后，就是家亡，而且最容易亡家的是普通人，而不是秦桧这样的人。
而且，秦桧这样的人，往往还对自己本国的人民盘剥特别严重。既然本民族利益都可以出卖，他们自然也不会体恤这个民族的普通民众。
随着历史变迁，秦桧已经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汉奸卖国贼形象符号。
如果秦桧如果都能被翻案，那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汉奸卖国贼，在技术层面，都可以实现翻案了，汪精卫自然也不在话下。
因为汉奸从他们的角度，总能找到给自己前辈辩解的理由。
给秦桧翻案，也不是新出现的事情。而是自从南宋开始就一直有人在努力。
历代投降派，给秦桧翻案，不是因为他们爱秦桧，而是他们的现实政治需要，是为了为自己的投降言论或出卖行为正名。
当代公知的祖师爷胡适，就是积极为秦桧翻过案的一个代表人物。
1924年，胡适写《南宋初年的军费》，称秦桧有大功世人却一直骂他骂到今天，太冤枉了！同时，胡适在文中称主张抵抗的岳飞是个军阀…
1936年，胡适在北京基督教兄弟会演讲中说：“中国历史上那些为数不多的成功议和的政治家仍被视为叛徒，其中最著名的是秦桧，他与金人和谈成功，给国家带来了一百年的和平。七百五十年来，秦桧从来没有得到原谅。”
胡适为秦桧翻案，可不是为了做学问那么简单，而是跟他现实中的政治主张进行配合。
在日本侵华期间，胡适有过很多类似的主张：“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0、617页）。
胡适并不是偶尔发表这种投降言论，而是长时期，很多次：
早在1918年，胡适就支持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他还反对抗议“二十一条”的爱国学生运动，用“爱国癫”骂爱国学生。
1935年，胡适建议承认”伪“满洲国”。
1937年，胡适给蒋介石写的亲笔信中说：“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他为放弃东三省 ，给出的另一个理由是：“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
用割让领土谋求一时的和平，这正是胡适给秦桧翻案的理由。
胡适在战期间的主张，基调就是：“中国不能抗战，抗战必亡国灭种！”“抗战就是笑话，只能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不如投降日本保全国家。”
胡适甚至还提醒日本人：“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鲁迅写文章痛批“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而且，他不只是有主张，而且还有具体的行动推动他的主张，他在抗战爆发后一个多月内，胡适与主张对日和谈（实为投降）的“低调俱乐部”走得很近。他还组织了一个“自觉救国会”，抵制“抗日救亡” 团体。
不只是胡适，抗战时期投降日本的著名汉奸文人周作人也出来给秦桧翻案。他在《岳飞与秦桧》，说世人骂秦桧骂错了……
给秦桧翻案，早已不是哪一个投降派的个人努力，而几乎是所有投降派的共同心愿。
因为秦桧的形象符号，对他们来说就是压在头上的大石。他们的投降卖国和秦桧的投降卖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秦桧不站起来，他们也要跪着。
给秦桧翻案，完全是他们为了投降卖国而进行的必要政治操作。
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承受了特别惨痛的代价，付出了特别巨大的牺牲，这不仅仅是因为日本当时的实力比中国强，更是中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投降势力。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动摇着中国对于胜利的信心，消解着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显著增加了中国的抗日难度和代价。
胡适就是当时主张投降的意见领袖之一。
胡适的人品连蒋介石都瞧不上。1942年，蒋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到了1960年代，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就这么个人，却被当代买办文人，吹捧到耸人听闻的高度。他们从微观角度，吹捧他：“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还有人从宏观角度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因为在几十年前，胡适就做了当代公知正在做的事情，胡适的投降和卖国理念，也正是他们的心声。当这部分当代文化买办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之后，胡适就得到赞颂，并已经把胡适的伟岸形象拔高到超出天际线了。
真实的胡适，不但公德有亏，于民族有害，而且私德也不咋地，人品低下，既伤害家人又祸害朋友。
可见，对文化买办来说，胡适是不是混蛋并不重要，事实也不重要，唯有政治立场的现实需要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对待胡适，就跟胡适对待秦桧一样，洗地美化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行为提供合理性。
秦桧不站起来，胡适无论如何努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站不直。同理，胡适站不直，当代文化买办们，也挺不起来。
他们为了自己，就要让胡适站直了。所以，胡适要努力给秦桧翻案，当代文化买办们就想方设法地给胡适正名。投降派一代代为前辈正名，都形成了接力。
当代文化买办们，比他们的前辈表现地更猖狂。他们模仿胡适用“爱国癫”一词攻击一百年前的爱国主义青年，又发明了一个“爱国贼”的概念，用于抹黑当代的爱国主义群众。他们以为有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那一套理论，就可以彻底颠倒中华民族的基本是非观。他们要实现投降主义价值观的传承和发扬，就会努力这么做。
而且，他们已经做出了一定的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在李鸿章的定性上，他们就通过影视作品，对李鸿章进行了再解读，塑造了一个忍辱负重，独撑危局，为国家民族与列强积极周旋的李鸿章，成为一个容易让观众恨不起来的影评“李鸿章”。
这就是舆论话语权和文艺主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极为重要的真实案例。
他们不但要给胡适洗白，而且也没有放弃给秦桧洗地。
而且，这些人也并不只是游离在体制外的民间文化人士，给秦桧洗白到登峰造极程度的，是原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邓光华的《秦桧大传》，将秦桧定义为“南宋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外交家、文学家、书法家、救时真宰”，称颂其“为造福苍生、结束战乱做出卓越贡献”。
为汪精卫翻案的的声音也不绝入耳。
历史翻案风刮得如此猛烈，说明继承胡适精神衣钵的当代买办们之肆无忌惮，已经超过前辈。
二、
爱国还是卖国，是一个立场问题，但说到底就是个利益问题。投降派为什么宁愿出卖国家利益，是因为可以凭此换取他个人的私利最大化，他的个人利益不会因为国家利益受损而受损，反而会从中收益。比如，抗战时期，就有不少买办资本家，选择跟日本人合作，个人赚了很多。这是所有发国难财的那些人的基本心理和思维方式。
他们只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没有集体和国家概念，只要自己过得好，哪管国家洪水滔天。在这点上，跟自由主义那一套个人主义学说，非常契合。所以，中国的伪自由派，逆向民族主义的含量特别高。他们已经学会以自由之名，但行的还是秦桧、胡适那一套。
如果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这样，那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恐怕连生存都是问题。
为什么老百姓更容易爱国？因为每次国家被这些人出卖，老百姓都是最大的代价承担者。看看国民党的无能，南京被破城之后，死亡最多的是不是普通老百姓？当时的达官贵人，能跑的大多都跑了。普通老百姓要跑路，那就先要考虑路费和成本问题。
国家为什么反而更容易被普通人所需要？因为国家能够给普通人撑起一个生存的基本环境，不受外来的掠夺，免受战乱之苦，不用屈辱地在外国大兵的刺刀前苟活。看看巴勒斯坦的平民，他们要经常直接面对以色列军人的枪口。
指望外来民族，更爱本国的人民，解决本国的问题，这是当代买办们制造的新借口，这就跟三体的叶文洁幻想外星人能够拯救地球，解决地球人的问题如出一辙，同样荒谬。
而看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显贵巨富，他们对国家庇护的需要，就没有这么严重。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前100名富豪中的96个，第一时间跑路。
特别是在资本实现全球流动的时代，一些大资本特别金融资本，甚至会把国家看作阻碍，认为国家妨碍了资金的随时流入流出，国家利益和他们的资本利益存在着冲突。他们讨厌监管，希望资本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自由市场经济才是他们的理想体制。所以，拿破仑说：“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利。”
中国的爱国主义情怀一脉相承，是因为历史付出了太多过于惨痛的代价形成的精神基因。
给秦桧翻案，是要挖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根，颠覆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观和是非观。
绝不允许给秦桧翻案，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必须坚守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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