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天使”与“魔鬼”的较量
作者：朱晓军
在药监局的药品法则里写着，100毫升以上的输液叫大输液。国际上的用药原则是：能口服的不肌注，能肌注的不静脉注射和输液。可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输液却成为当今医生的首选。医学专家认为，“输液产品是直接进入人体血液的药品，哪怕将0.05毫米直径以下的不溶性微粒带入人体，微粒也不会被排出，能造成静脉炎、肺动脉炎、肉芽肿、栓塞等，灭菌不彻底的药品还会造成中毒甚至死亡”。在国外，大输液前需要病人和家属签字，病理科主任签字，药剂科主任签字。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输液的产量只有3亿瓶。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大输液的产量已达到32亿瓶。“其中，一种新型包装的大输液产品，国内制药企业一下子从国外引进了37条生产线，此外还有10多条生产线正准备投产。”大输液成为中国制药行业5大制剂之一。
流行病学家、计划免疫学家王克安说：“在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有160亿次各种注射，其中95％以上用于治疗目的，约3％为免疫预防注射。据报告，70％用于医疗目的的注射或是不必要的，或是可以通过口服途径给药代替的。”
陈晓兰认为，大输液的泛滥也是一种医疗腐败现象。她开始收集有关大输液的证据，准备向国家卫生部反映。
医疗腐败如同从高山上滚下来的雪团，它越滚越快，越滚越大，呼啸着向病人的头上砸来。如果说陈晓兰父母的死是医生的失职的话，舅妈的死则有点儿谋财害命的味道了。那么后边发生的“哈尔滨天价医药费”、“沈阳的敲骨吸髓事件”等震惊人寰的事件则是医疗腐败的“深入发展”。
医疗腐败日益猖獗了，如制止不住将会出现雪崩，给中国的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
打假应该是政府的行为，是某些官员的不作为导致假劣医疗器械泛滥成灾，才逼迫她这位医生下岗失业，耗费七八年的宝贵时间去举报
这一次已经是陈晓兰第34次进京了，药监局的门槛已被她踏平了，跟这里的人也都混熟了。
“陈医生，您又来反映问题了？”在药监局的电梯里，官员们跟陈晓兰打招呼。有时，她需要复印资料，不用像那些上访者满大街找复印社，在他们的办公室就复印了。
“来了。”她回答道。不来怎么办？问题没解决，伪劣医疗器械还在全国各地泛滥。
“在医疗器械领域，唯一执行的法律依据是《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可是，在这一条例中却没有对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进行定义，也没有相关的处罚条款。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应该对其产品负责、承担后果，不能只取利润，不承担风险，一边行贿，一边造假。另外，应该把在医疗机构内通过医疗服务达到欺诈目的的案件，从普通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剥离出来，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话，她不知在药监局说过多少遍。
“陈医生，这些问题你最好到卫生部反映，让他们解决。”一位药监局的官员对她说。他是球技精湛的“足球门卫”，不论什么问题都能挡在球门之外，或把它踢回，或传给他人。
“不，不。到卫生部只能反映医风医德的问题，医疗器械的注册、销售、使用都归你们药监局管。你们的权力很大，连医疗器械的说明书都归你们管。可是，你们连说明书都没管好。几乎所有医疗器械的说明书上都写着‘或遵医嘱’。遵医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医生想给病人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样，说明书还有什么用？”她可不是一般的中锋，不仅进攻性极强，而且对各部门的职责了如指掌。
她来到11层01办公室门口，轻叩两下，随即推门而入。一位胖胖的、脸色黧黑的官员坐在一张大大的办公桌前。他衣着朴素，看上去有几分憨厚质朴，身后耸立着一面共和国国旗，桌上插着袖珍国旗。他就是药监局的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自药监局成立，他就出任这个司的司长，在医疗器械领域是位呼风唤雨的人物。前不久，他还荣获“中央国家机关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表彰的58名共产党员之一。
这位司长并没有因为她的贸然闯入而表现出不快，热情地让她坐下。她在他的对面坐下，再次向他反映情况。他似乎在听，可是对她既不反驳，也不首肯。她讲累了，口干舌燥了，停下来，望他一眼就把目光转向了他身后的国旗。郝和平啊，你怎么也应该对得起这面国旗吧！
郝和平这人很平易近人，不论陈晓兰说什么或怎么说，都不愠不恼。不过，她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位执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大权的官员这耳听那耳冒。他可不像那些手下的小官吏去挡你的球，而是敞开球门让你猛劲儿踢。当你踢完之后，汗流浃背地坐在地上，再看一眼球门，立马就傻掉了，里边空空如也，踢进去的球早已没了踪影。你还会爬起来继续踢吗？陈晓兰却踢了下去，她是一位百折不挠、执著不已的中锋，一次次去攻郝和平的球门。
“司长的办公室，你怎么可以随便乱闯？”药监局有人不满了，指责她道。
“我反映的是人命关天的问题，应该他管他没有管好，我怎么就不能进去跟他说？再说，我已经敲两下门了。”她理直气壮地说。
在药监局，陈晓兰不仅找郝和平，还先后跟4位副局长反映了8次问题。一次，一位副局长听完她反映的情况后，让身边的郝和平和另一位司长把手机号码告诉她，以便联系。这有何用？当面反映都解决不了，在电话里谈能解决吗？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感激那位副局长。
卫生部下文了，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光量子”。可是，厂家还在成批生产，一箱箱“光量子”销售到全国各地，在一些医院它还是主打治疗器械。陈晓兰专程去北京，要求药监局撤销“光量子”的注册证号。郝和平不作为，他手下的官员说：“既然卫生部已经取缔了，那么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你们不撤销它的注册证号，它就是合法的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就要继续生产，医院会继续使用！”陈晓兰说。
可是，她人微言轻，球踢进去了，算不算数，官员们说了算。他们想管就管，不想管她又奈何？
在一次药监局局长接待日，一位副局长端坐在会议圆桌的上首，身边围坐着郝和平和其他司的司长，陈晓兰坐在圆桌的下首。当副局长听完她所反映的“光量子”等医疗器械的情况后，当即给郝和平布置了五项任务。
“以医疗器械司为主，以市场司为辅，根据陈医生提供的证据，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由药监局和陈医生分头请，双方数量相等……”副局长说。
“我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名临床医生。”陈晓兰说。
“不，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副局长肯定地说。
陈晓兰长长喘口气，这次没有白来，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没想到，郝和平一出门就把五项任务变成了两项，到了下边的处室两项变成了一项半，副局长的指示还没出药监局就流失了70％。
专家论证会终于召开了。郝和平没有让陈晓兰去请跟她观点一致的专家，而是在开会的前3天才通知她参加会议。她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要孤军对付那些专家和官员。为备战，她连续3天带着黄瓜和馒头，跑北京紫竹院的图书馆去苦读，去收集资料。
论证会刚开始时，在专家们面前，陈晓兰不敢讲话。听北京的一位专家讲某种医疗器械如何好，她憋不住了，对那位专家说：“您先等一下，不要说它好或是不好，如果您是中医请告诉我，用这种器械治疗半小时后，在望、闻、问、切上有什么变化，比方一小时后脉搏有什么变化，病人的舌苔是什么样的；如果您是西医，请您告诉我，治疗后血液的黏稠度是多少，列出伯努力方程式，把整个过程告诉我……”
她说完，那位专家马上坐下了，没再发言。他并没有因此而记恨陈晓兰，在一次陈晓兰没有出席的论证会上，上海的某位专家攻击陈晓兰，说她是工人。这位专家拍案而起：“如果有像陈晓兰这样的工人，那么我们这些专家就不必坐在这里论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