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正当纳粹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准备与苏联总理莫洛托夫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一个姓奥尔布赖特的苏联森林工业部德裔工作人员跑进了德国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鉴于两国关系正处在难得的蜜月期，斯大林破天荒地同意放过这条漏网之鱼，允许他跟随德国外长的飞机前往柏林。在那里，德国情报机关第一次详尽地打探到了苏联“大清洗”的内情，并请奥尔布赖特撰写了两部回忆录。日后当德军入侵苏联时，这两本小册子成了纳粹反共宣传的有力武器。

　　

　　

　　

　　在二战爆发前的岁月里，奥尔布赖特并不是唯一一个出逃以求自保的苏联官员。1937年6月，“格别乌”外国处著名特务、红旗勋章获得者伊格纳季·莱斯出走瑞士；3个月后，他的上司克里维茨基逃往法国。1938年6月，内务部远东局长柳什科夫越境出逃“满洲国”；1个月后，列宁勋章获得者、负责监视西班牙共和军的特务头目奥尔洛夫也举家叛逃美国。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1936年以来发生在苏联的“大清洗”（GreatPurge）已经不仅是单纯的政治斗争，而且是对全国党、政、军各界乃至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的系统整肃。而安全机构作为“大清洗”的执行者和保障者，本身也沦为这场整肃的牺牲品：短短26个月时间里，两任内务人民委员相继死于非命，余波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

　　

　　在不到15年间，“格别乌”总局由一个大体对外的准军事机构一路成长为斯大林实施党内整肃和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整个苏联回到了帝俄时代暗探密布、无孔不入的状态；而安全机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急剧上升，则为“大清洗”的最终到来铺平了道路。后列宁时代可能威胁到斯大林的一切重量级人物都在这场整肃中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有领袖自己。

　　

　　异己狩猎者

　　

　　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布尔什维克。1898年他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很快就和那些激进派同学一样成了一名律师。1902年，这位波兰贵族后裔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4年后因出版颠覆性报纸被捕。从俄国逃出后，他和列宁、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一样成了那个游荡在西欧的俄国革命家群体的一员，直到1917年2月的革命把他们都召唤回来。不过，党中央好像很少交给他什么重要工作——一位社会民主党领袖在布鲁塞尔街头初次见到缅任斯基时，后者正负责给列宁拎包。托洛茨基觉得“此人总是在为自己不够出众而面带窘色”。

　　

　　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天，满脸病容的缅任斯基被任命为财政副人民委员，任务是从各大银行提取1000万卢布现金用于新政权的运转。这位老革命曾经在巴黎的法国银行当过一阵书记官，不过这一回他用的是更高效的方法：拿炸药炸开国家银行的金库，再派赤卫队去把私人银行的保险柜扛回来。任务虽然完成，列宁却对他的鲁莽不甚满意，很快就打发他去柏林当总领事。但因为在外交文件里夹带煽动性传单，德国人也把他赶了回来。1919年秋天，这位四处碰壁的文人革命家回到莫斯科，碰上了民族背景、家庭出身和他十分相近的捷尔任斯基，随即在人手短缺的“契卡”找到了新工作。

　　

　　内战初期，为了确保加入红军的帝俄旧军官不会再生异心，捷尔任斯基在“契卡”编制下成立了负责军队内部反间谍活动的特别处，受军事委员会和“契卡”的双重领导；稍后为了和新组建的军队情报机关野战参谋部登记处（后来的“格鲁乌”的前身）争夺资源，“契卡”特别处又宣布抓捕白俄军队将领以及在国外搜集情报的任务也由其一并兼管。缅任斯基便是特别处最早的领导人，这个机构下辖的外事科在1920年又升格为外事处，成为苏联在西欧、远东和美国招募外籍间谍的主要负责单位。

　　

　　

　　缅任斯基

　　

　　对刚刚走出内战的苏俄来说，军事入侵的阴影远未消散：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仍有协约国情报人员出没，前白军将领、临时政府要人以及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领导人也在四处游说，企图伺机发动反攻。针对此情形，缅任斯基在1921年策划了引蛇出洞的“托拉斯行动”（OperationTrust）——他在莫斯科虚构出一个名为“中俄罗斯保皇派同盟”的团体，自称是一群拥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回国复位的忠实君主派人士，在军政机关皆有内应，随时准备揭竿而起。外贸部高级顾问亚库舍夫被选定为这个组织的信使，此人在二月革命期间以维护君主制著称，缅任斯基扣押了他的家人，要求亚库舍夫借出国考察的机会和巴黎的白军领袖们建立联系，散布如下假消息：“保皇派同盟”在俄国组织了一支可观的地下武装和后援团，只需派遣一两位得力领袖前来指挥，就能推翻苏维埃政权。此举的目的是把白俄流亡者中最精明强干的人物诱骗回国捕杀，如此一来白卫军运动将群龙无首、最终自然消亡。

　　

　　1924年，第一条大鱼上钩了：前临时政府陆海军部副部长、老社会革命党人萨文科夫秘密出现在苏波边境，很快就被“格别乌”派出的特工带回了莫斯科。萨文科夫曾是社会革命党暗杀团“战斗组”的领导人，在帝俄时期指挥过对内政大臣普列维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成功行刺；十月革命后，他曾多次派遣手下潜入莫斯科谋刺列宁，并企图在波兰组建一支反苏志愿军。这位危险人物抵达莫斯科之后，马上就被关进卢比扬卡大楼内设的监狱，一年后从窗户丢出去摔死。而萨文科夫的联络人之一、英国秘密情报局（MI6的前身）特工西德尼·莱利则于1925年9月被诱骗到苏芬边境，随即被捕并解往卢比扬卡，被认为是1918年刺杀列宁案的主谋，两个月后在莫斯科一处森林被枪毙。

　　

　　对那些不易上钩的白军领袖，“格别乌”采取了更冷酷高效的手段。1930年1月，“全俄军人同盟”（流亡海外的白俄军官组织的政治团体）主席、前白俄第一集团军司令库特波夫中将在巴黎被化装成法国警察的苏联特工谢列布良斯基绑架，在搏斗中突发心脏病死去。7年后，库特波夫的继任者米勒中将也步他的后尘被绑，这一回将军被成功送回了莫斯科，在1939年5月遭到处决。两位中将都不知道：他们最倚重的情报头子、“军人同盟”头面人物之一斯科布林早就成了“格别乌”的特工，巴黎的其他流亡侨民组织也被渗透的千疮百孔。而绑架库特波夫的小组，将在未来组织暗杀托洛茨基的行动。

　　

　　捕获境外的异己分子并不是缅任斯基手下们承担的唯一重要工作。1930年底，莫斯科突然爆出一起“工业党破坏活动案”：8位工业官僚被指控与白俄流亡团体“金融、工业和商业联盟”勾结，企图破坏苏联经济建设，所有当事人皆被判处死刑（后改为10年监禁）。然而，工商联盟的实际负责人特列季亚科夫早在1929年就被“格别乌”招募为特工，缅任斯基授意他给国内的老相识以及工商界人士写信，试探这些人对苏联正在进行的工业化政策是否有不满，再利用这些信件炮制出“工业党人勾结白俄、企图里应外合颠覆苏联”的假证据。第一批“工业党”分子并没有被判处死刑，并不是因为斯大林格外仁慈，而是他还在等待时机：这些人的交代材料里已经包含了指控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李可夫的内容，斯大林打算等时机成熟之后，再把“铁证”一举亮出。他授意“格别乌”继续炮制新的伪证。

　　

　　除去负责外勤活动的特别处外，“格别乌”总局外事处在20世纪30年代还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在英国建立一个以暗中信仰共产主义的精英青年为核心的间谍网络。苏联特工深知，公开左倾的知识分子在西欧乃是各国警察和情报机关严密监视的对象，根本不可能为莫斯科工作；相反，吸纳还不为人所关注、同时又具有较强专业技能和良好社会关系的大学生，劝说他们进入政府机构、议会甚至外国情报组织工作，却能为苏联创造更多长线收益。值得一提的是，“格别乌”尤其乐于招募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年轻人，他们害怕自己的隐私被揭穿，又容易打进具有类似癖好的精英人群，具有某些特殊优势。著名的“剑桥五杰”（CambridgeFive）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招募的，他们将在10多年后大放异彩。

　　

　　

　　亚戈达（前排中）视察由劳改犯修建的莫斯科-伏尔加运河

　　

　　1934年5月10日，长期身体不佳的缅任斯基因突发心脏病死于阿尔汉格尔斯克，遗骸安葬于红场墓园。在他去世前一年，亚戈达已经接过了领导安全机关的重任。不过到了1938年，已经长眠4年的缅任斯基还在“纠缠”着自己的继任者——在第三次莫斯科公审中，缅任斯基之死被断定是由亚戈达勾结“托洛茨基集团”制造的。这位勤勤恳恳的老革命，死后也依旧在为斯大林狩猎异己的事业服务。

　　

　　大审判的年代

　　

　　亨利希·亚戈达和他的两位前任是截然不同类型的人：尽管他的远房表兄斯维尔德洛夫是布尔什维克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曾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和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主席，但亚戈达除去1907年就已入党外，并不曾承担任何重要工作。然而这个小胡子犹太人并不缺乏出人头地者所需的那种嗅觉：他很早就和表兄的挚友高尔基成为莫逆之交，因此在党中央高层混了个脸熟；1918年在乌克兰前线担任红军军法官时，他又结识了南方方面军总政委斯大林，并成为后者的拥戴者。部分是因为斯大林的推荐，部分是由于亚戈达本人的勤勉，他在没有参加“契卡”中央早期工作的情况下，就于1920年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12人领导层之一，1923年又成为“格别乌”第三把手。

　　

　　捷尔任斯基病逝后，亚戈达成为“格别乌”总局仅次于缅任斯基的领导者；由于后者长期养病，重要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往往交由亚戈达来完成。这一时期，缅任斯基正竭力推动“格别乌”总局与负责普通公安事务的内政部（MVD）的合并，这一计划和捷尔任斯基避免秘密警察机构日常化的目标背道而驰，但却是增加个人权势的绝佳机会——一旦“格别乌”和内政部合并，从秘密警察、经济警察、刑事和民事警察、森林警察、国境守备队到人民防空指挥部在内的庞大暴力机关都将被置于一个领导者的管理之下；考虑到苏联的国土幅员和人口数量，谁掌握了这个新部门，谁就将成为未来政治博弈中一颗不可或缺的棋子。不过缅任斯基并没有等到这个新部门成立的那一天：1934年7月，在他病死之后两个月，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才正式组建，亚戈达成了第一任人民委员。原“格别乌”总局以国家安全总局（GUGB）的名义继续归属内务部直辖，成员穿着与红军官兵不同的蓝马裤，戴天蓝色军帽。

　　

　　20世纪30年代前半叶，亚戈达的主要工作更像是个经济官僚：他主持了利用劳改营囚犯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和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工作，因功获颁列宁勋章。农业集体化开始后，又是他协助缅任斯基完成了将大批农户甄别为“富农”、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工作。由于农业人口遭到戕害以及集体农庄效率过低，1932—1933年苏联爆发了全国性大饥荒；但莫斯科试图征购更多粮食用于出口，以换取发展重工业所需的资金。斯大林相信饥荒只是“反革命分子的宣传”，他要求亚戈达派出“格别乌”特工前往乌克兰，协助莫洛托夫完成征粮工作。当年秋天，在乌克兰共征收到420万吨粮食，占苏联同年出口粮食量的14%；代价则是240—750万乌克兰人在来年春天的饥荒中活活饿死，接近当地总人口的1/3。

　　

　　乌克兰大饥荒的第二年，苏共十七大召开，斯大林嗅到了阴谋的味道：那些对他经济政策不满的干部企图拥立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有292人对领袖投了反对票。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适时”地遇刺，斯大林宣布这是一起政治谋杀案，策划者是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及其潜伏在国内的党羽。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大清洗”就此上演。

　　

　　

　　1934年12月，基洛夫葬礼在克林姆林宫举行

　　

　　亚戈达在基洛夫之死中扮演的角色令人生疑，而在斯大林发出“加快查明组织恐怖活动的主谋”的指示后，他立即派内务部特工逮捕了历来为领袖所忌惮的几位大人物：前政治局委员兼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前政治局委员兼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前中央组织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叶夫多基莫夫，前中央组织局委员兼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扎卢茨基……这16个人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的操纵者，斯大林宣称“联合中心”企图谋害他本人以及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党内要人，16名案犯在1936年8月24日被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次日凌晨悉数被枪决。

　　

　　对“联合中心”16名成员的公审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莫斯科大审判，它确立了“大清洗”时代一系列象征性审判的基本模式：内务部工作人员在审讯中以“党的集体利益”或者亲人的安全作为要挟，诱使嫌疑人主动撰写将自己描述为十恶不赦的罪犯的供词，宣称这样可以“帮助全国党员更好地认识到身边反革命威胁的存在”，并可以换取从宽发落。在希望和恐惧的双重刺激下，那些曾经置生死于度外的老革命家在法庭上争先恐后地往自己脸上抹黑，情形之怪异，一度让欧美观察家怀疑苏联开发出了心灵控制药物。而深知其中内情的内务部列宁格勒州正副局长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也被关进了劳改营。

　　

　　同样在第一次大审判期间确立的还有与政治清洗相适应的司法条例。基洛夫死后3天，联共（布）中央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一项决议：加快审理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罪犯。次日，苏联刑法加入了一项临时修改条例：对参与“恐怖活动”的嫌疑人，须在10天之内结束侦察，一审即终审，不得上诉，一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项条例一直沿用到1956年。内务部随后还组建了臭名昭著的特别委员会，拥有不经审判就把“有社会危害”的嫌疑人及其家属流放5—8年的权力。担任大审判公诉人的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也宣称：“刑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干净利落地宣布死刑判决。

　　

　　在席卷全国的恐怖浪潮中，亚戈达难得地给予了一些他的亲信和旧相识以保护，但这对他本人显然无甚好处。1936年8月22日，前政治局委员兼全国总工会主席托姆斯基在被送上法庭前自杀，部分是出于对亚戈达的怨恨，他在遗书中指控亚戈达在1928年引导自己走上了右派道路。这份遗书被发现后一个月，亚戈达受命改任邮电人民委员，这是斯大林收拾政敌的老套路：先把他调到一个不甚重要的闲职上，再予以铲除。1937年4月4日，在“平行总部案”（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开庭前夕，亚戈达被捕，罪名为“沙皇暗探局侦探、骗子和盗用公款者”。现在，他也被迫在那些凭空捏造出的供词上签字了：“我所参与的反革命组织在1931年走上了从事恐怖活动和组织富农暴动的道路……”

　　

　　

　　托姆斯基

　　

　　1938年3月，亚戈达最终被纳入“二十一人托派集团”（第三次莫斯科大审判）的受审序列。他被安上的主要罪名是指使医务人员毒杀缅任斯基、古比雪夫以及高尔基父子，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内喷洒毒药，企图谋害自己的继任者叶若夫。亚戈达进行了抗辩，但无济于事，最终在3月15日凌晨和其他20名被告一同被枪决。在他死后，由他一手提拔的内务部高级官员阿格拉诺夫、阿尔图佐夫、加伊、保克尔以及他本人的妻子也先后被处决，亚戈达年事已高的父母则在几年后死于劳改营。

　　

　　1988年，戈尔巴乔夫宣布为第三次莫斯科大审判的遇难者布哈林、李可夫、克列京斯基、罗森戈利茨等人恢复名誉，但亚戈达不在其列。苏联民间曾经流传一个笑话：“每位苏联公民都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唯有亚戈达和他的两位继任者叶若夫、贝利亚不在其列。”

　　

　　“血腥侏儒”叶若夫

　　

　　关于亚戈达的继任者尼古拉·叶若夫，必须提到他的一位镜像人物——后斯大林时代的部长会议主席（总理）马林科夫。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都出生于世纪之交，在1917年以前从未参加过党的活动，都依靠曾在中央当办事员的妻子的引荐才被上级所注意，但很快就因为出色的执行力崭露头角。叶若夫最初任职于边疆地区、组织部和农业部，是一位缺乏专业技能的办公室官僚。1930年升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分配处处长，随后在1933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由于斯大林需要一个得力干将来贯彻他关于清除异己的指示，叶若夫从1934年起也负责中央监委会与内务部的合作，主要任务是清理党内的“动摇分子”。

　　

　　联共（布）十七大之后，斯大林开始着手准备对干部队伍的整肃。叶若夫和他的“镜像”、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局局长马林科夫敏感地嗅到了空气中的血腥味，决心利用这一机会出人头地。亚戈达被清洗后，叶若夫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身份兼任内务人民委员，马林科夫作为他在监委会工作的继任者，和这位身高刚过1.5米的小矮子结成同盟。这不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官僚机构追求自身安全和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马林科夫掌管的人事部门是斯大林筛选和清除老布尔什维克（特指1917年之前已经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势力、选任新干部的重要工具，叶若夫麾下的秘密警察则是对潜在的政治威胁实施肉体消灭的直接执行者；但它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斯大林个人的好恶，随时可能被弃用。

　　

　　但如果党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携起手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马林科夫的人事部门可以从特务机关那里了解到领导人的真实想法及其关心的焦点，将之贯彻到日常工作中，以博取领袖的宠信；它也可以借特务机关之手构陷甚至铲除潜在的政治敌人，来巩固自身的地位。至于叶若夫的内务部，它需要在党的日常组织中扶植尽可能多的盟友与代理人，才能增加本身的合法性，而人事部门恰恰能做到这一点。这种基于利益的结盟甚至不因部门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变化。

　　

　　

　　

　　“大清洗”期间，马林科夫和叶若夫创造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发明：他们为联共（布）全部250万名党员建立了详尽的个人档案，其中包含每个人的简历、社会关系、党组织出具的审查材料以及特务机关对其“可疑活动”的调查。档案平时由干部局保管，一旦斯大林指示对某个机关进行“清理”，马林科夫和叶若夫就会根据档案中的“前科”为当事人罗织罪名，最终将此人列入逮捕令。从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大审判开庭到1938年第三次大审判结束，至少有154.8万苏联公民被内务部逮捕，其中约120万人为党员，占苏共当时党员总数的近50%；约68万人被处决，平均每天1000人。作为对比，沙俄政府在1825—1910年间处决的政治犯总数是3932人。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蒸发”了2/3，1922年苏联成立时在任的第11届政治局委员只剩下斯大林一人。

　　

　　在那些疯狂的日子里，叶若夫每晚在斯大林的别墅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宴饮达旦，白天则带着一身酒气回到办公室，在下属送来的文件和名单上胡乱地签上“BMH”（意为“最严厉处罚”，即死刑）字样。清洗对象也包括内务部自己的工作人员，叶若夫在内部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不管级别有多高，谁敢阻挠打击人民公敌的工作，我就把他抓起来枪毙。”内务部的2.5万名工作人员被清洗了1/5，补充的大部分是只有小学文化的打手莽汉。“大清洗”结束时，内务部成员中的大学生比例已降到了1%，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改善。

　　

　　进入1937年春天，对党政机关的清洗已进入中段，整肃的重点转移到了红军领导层。那位曾经协助内务部绑架库特波夫和米勒的白俄将军斯科布林（此人也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不失时机地从巴黎传回了消息：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和周围的一群将军组织了一个密谋集团，准备在德军总参谋部的支持下推翻斯大林，建立军政府。这份由纳粹党卫队保安处负责人海德里希炮制的假文件随后就经捷克斯洛伐克传递到莫斯科，出现在了斯大林的桌上。但与其说是斯大林轻信了这份假情报，倒不如说他早就在“等待”这样一份文件出现——早在1930年，“格别乌”总局就曾建议逮捕图哈切夫斯基，认定这位将军标新立异的军事思想是对领袖的威胁。年轻有为的图哈切夫斯基和围绕在他身边的加马尔尼克、乌博列维奇、亚基尔等将领提出基于大规模机械化部队和航空兵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对斯大林的宠臣伏罗希洛夫构成了挑战。更致命的是，这位元帅曾表达过对德军总参谋部体制的羡慕，在斯大林急欲清除一些潜在威胁者的1937年，单是这种表态就足以招来灭顶之灾。

　　

　　1937年5月初，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等8名将领被捕，随即以“参与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为名进行了秘密审判。8人被控犯有叛国罪，于6月12日凌晨予以枪决。不久，本身参加了庭审的布柳赫尔元帅也被枪毙了。从那时起到1941年，红军陆续失去了5位一级方面军司令（元帅）中的3位、15位二级方面军司令（大将）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团长中的50位、186位师团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方面军级政委和28位军团级政委中的25位，这对苏德战争初期红军的表现构成了根本性影响。叶若夫却因为立下“大功”，在1937年秋天获颁列宁勋章。

　　

　　

　　

　　沦为这个“血腥侏儒”牺牲品的不仅有苏联共产党员。在东方的卫星国外蒙古，包括总理耿冬、人民军总司令杰米德、总理阿玛尔在内的5万—10万名国民也被处决。而在莫斯科的“柳克斯”饭店，长期寄居在这里的德国、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3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几乎被屠戮殆尽，其中德共的1400名主要领导人中有178人在“大清洗”期间被枪毙，这个数字与纳粹德国杀害的德共领袖数量（222人）相差无几。直到1940年托洛茨基遇害后，清洗才逐步停止。

　　

　　作为“大清洗”后期的执行者和最大受益者，到1938年初，叶若夫已经官至政治局候补委员、组织局委员和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或许是对自己的地位太有信心，他也开始像亚戈达一样沽名钓誉，找人捉刀了几本理论著作，还企图当上《党建》杂志的主编。在私下里，他也不止一次向手下做出过这样的暗示：没有他的精明手腕和执行能力，斯大林对国家的整肃绝不可能成功。恃宠而骄对这样一个缺乏深厚根基的人来说绝不是一种明智之举，更何况他身边已经冒出了一个更危险的贝利亚。于是，叶若夫也走上了亚戈达的老路——1938年4月6日，他突然受命兼任航运人民委员。11月23日，斯大林最后一次接见了他，并签署了解除其内务人民委员之职、保留其他党政职务的批文。不过到了1939年4月9日，随着航运人民部被解散，“血腥侏儒”没了工作。第二天，曾经的下属和盟友马林科夫在自己的办公室亲自宣布了叶若夫的逮捕令，他被指控为德国、波兰、英国和日本间谍，并被安上一项同性恋的风化罪。在法庭上，这个疯狂的人咆哮道：“我清洗了14000名肃反工作者，但是我最大的错误是还留下了那么多！”

　　

　　1940年2月4日凌晨，叶若夫在莫斯科尼科利街拘留所的地下室被内务部最著名的刽子手布洛欣枪毙，尸体埋进了顿斯科伊修道院的乱葬岗。苏联解体之后，他的养女娜塔莉·喀秋缇娜向俄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申诉，以叶若夫也是“大清洗”的受害者为由，要求为其平反。1998年6月4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做出判决：由于叶若夫作为内务人民委员的领导责任，平反申请被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