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万水千山隔不断
作者：龚爱民
可进京的日子刚过去，殷成福就好了，又上山背柴火、扯猪草去了。
就这样，殷成福以称病在床，实现了一次“阴谋”，留住了大儿子，没让毛主席点了他的将，再上战场。
殷成福1973年去世，临终前，她把大儿子叫到床前，说：“清芝，这么些年，我知道你过得不错，现在是儿女一大群。可是有人过得不好——你知道，你该还有一个儿女，他（她）要是活着，一定还在藏人那里，有机会，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
侯清芝记住了母亲临死前那双满怀期望的眼睛。
多年来，侯清芝一直非常怀念结发妻子刘大妹，虽然无法肯定她是否仍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他在没有确定她已死之前，就另娶他人，生了一大帮儿女，实在是有愧。他相信刘大妹被藏匪抓去后，不会轻易死去，一定会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养大成人。在千里无人的藏区，一定有一个孩子，从小与牛羊为伴，日夜盼望着亲生父亲去接他回来。所以他常常会在梦中与那个孩子在雪域高原相见，又在大汗淋漓的失落中醒来。
而母亲去世时那双满怀期盼的眼睛，更使侯清芝不得安宁。他思来想去，决定趁现在还活着，把这件事向后人作一个交代。于是在1987年3月的一天晚上，他穿着一套洗得有些发白的军装，悄悄来到大儿子侯德永的房间，在窗户下面一把靠背椅上坐下，显得有些神秘又郑重其事——
“德永啊！有件事我得给你说说，我怕哪天不在了，这件事就要随我进棺材了。”
“德永啊，要是有一天有了你那个哥哥或姐姐的消息，你一定要去找一找，你要告诉他，爸爸生前找过他们母子，只是没有找到。”
侯德永答应了父亲。果然不到一个月，侯清芝就患脑溢血去世了。
侯清芝临终前已不能说话，两眼直直地看着侯德永，两颗老泪挂在眼角，久久不坠。侯德永知道，父亲唯一放不下的，是他那个有可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他说：“爸爸，你放心吧！你交代的事我记住了，有机会你的儿女都会去找。”侯清芝这才闭上眼睛。
第八章
血浓于水，红原怎困拳拳心
时光荏苒，山高水长，十几番春秋与冬夏过去，转眼进入21世纪。尽管多方努力，从未放弃，但侯清芝的9个儿女一天比一天觉得，也许那个同父异母的孩子早已不在人世……
然而，就在侯清芝的儿女们对寻亲之事由失望到淡漠时，媒体上突然出现的一则寻亲启事，又打破了他们的平静。
这事还得从2002年7月说起。侯德永做生意常年在外面跑，三弟侯德江两口子在汕头开餐馆，那些天他转到汕头，就在他们那里住了下来。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侯德江两口子就来敲他的门，催他去看电视上正在播的一个什么节目。等他从二楼下去，节目已经播过了。由于急着叫他看，侯德江两口子也没记牢，只说是一则寻亲启事，好像是四川某个地方一个姓侯的人，要寻找湖南大庸的亲人。
夫妇俩说：“大哥，这个人是不是父亲去世时说的那个孩子？要不咱们去找找？”
侯德永说：“找找？到哪里去找？谁知道那人在什么地方？再说，大庸姓侯的又不只我们一家……”
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2004年11月初，在益阳工作的二弟侯德长又带回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个节目上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瓦切乡，一个藏名叫罗尔伍、汉名叫侯德明的流散老红军在寻找他湖南大庸的亲人。
一则寻亲启事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电视上，而且在网上也能找到同样的消息，这不能不引起全家人的重视。
于是侯清芝的9个儿女很快聚拢来开会，商量要不要去红原找。一家人为此争论开了。从网上下载的资料看，侯德明已经84岁，到红原时是红军的一个小号手，因为没赶上部队，所以12岁就留在了那里。但父亲和刘大妹的那个孩子是在1935年怀上的，如果在世，今年刚好69岁。说不去的人认为，侯德明与他们要找的人年纪出入太大了。说去的人认为：一、侯德明的那个“德”是侯家的一个辈分，和他们是平辈人，至于年纪，或许有什么特殊原因；二、父亲在世时好像说过，当年大庸姓侯的当红军的只有他们一家，侯德明如果真是大庸人，那他八成就是他们的大哥；三、侯德明网上的照片和父亲以及大哥侯德永有些相像；四、奶奶在世时提供的刘大妹失散的地点，正是阿坝州的红原一带。
去的理由显然胜过不去的。于是，2004年11月13日，在这个和69年前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时间几乎重叠的日子里，由大哥侯德永领头，侯家的8人寻亲团正式上路了。这8人寻亲团里，除了侯德永和爱人、老五侯德山两口子、老九侯德国、八妹侯德满与爱人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那就是他们的小叔，76岁的侯宗元。他是他们中亲历过长征又唯一活着的人。
寻亲团去红原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张家界出发到龙山，经湖北的来凤、咸丰等地，经重庆的黔江、彭水、武隆等地，再经四川的成都、都江堰、理县等地，最后到达红原，途经4个省20多个县市。寻亲团走的有些地方正好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
一路上，寻亲团设想了和侯德明见面之后会出现的几种情况：一、能够确定侯德明是侯家的大哥；二、能够确定侯德明不是侯家的大哥；三、不能够确定侯德明是不是侯家的大哥。前两种情况都好办，如果是第三种情况，怎么办呢？为此又一番商量，最后决定：如果那样，只好带侯德明去成都进行DNA鉴定。
11月15日下午，寻亲团终于到达了阿坝州红原县城。
红原县是一个汉、藏、羌三族合居地。因为红军当年经过这里时作出过巨大牺牲，上世纪60年代定县时，周恩来特取名红原，意为“红色的草原”。这里平均海拔达4000米，气候恶劣，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成都的60%，平均气温在12摄氏度以下。寻亲团一到那里，就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头痛、耳鸣、胸闷。而汽车的水箱也被冻住，无法开动。
找到侯德明没费多少周折。他们最先从县委办的一位同志那儿了解到，侯德明确实是位老红军，住在离县城40多公里的瓦切乡，大儿媳阿尔基在县电视台上班。于是在县委办这位同志的带领下，他们来到阿尔基家。知道他们是专程从湖南到红原寻亲的，阿尔基显得很高兴，说：“老人念叨‘湖南’、‘大庸’是他的家乡已有好多年了，为了尽点儿孝心，我就帮公公发出了那些寻亲启事。”
“我公公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大儿子俄巴，就是我的丈夫，是县一中的老师，不巧这两天出差办事去了；二儿子青络，在草原上放牧——他们一两天还赶不回来；公公的两个女儿都嫁得远，一两天也赶不到……”阿尔基抱歉地说，“我就代表他们了。”
寻亲团想早点儿见到侯德明，阿尔基说：“公公单独住，他是个佛教徒，这两天出外转经，晚上回来得晚，要见他只有等到明天。”
第二天上午10点，寻亲团赶到侯德明的住所。这是一栋红瓦青砖房。一个身穿藏服，脸上布满皱纹，很是慈祥的老人正手捧哈达笑吟吟地站在院门口，等着他们的到来。还有两个小女孩儿跳起了欢迎客人的藏族舞蹈。
阿尔基告诉他们：“这就是我公公侯德明，那两个女孩儿一个是我的女儿，一个是青络的女儿。”
寻亲团走上前去，接受了侯德明手中的哈达。
当阿尔基把寻亲团一个一个介绍给老人时，他神情激动，不停点头，可他说的话谁也听不懂。充当翻译的阿尔基说：“他说，只要是大庸来的，不管是谁，都是他的亲戚。”大家听了，都哈哈笑起来，几天来沉重的心情一下子变轻松了。
寻亲团问到老人的经历。老人说：“我从小就没见过父母，是跟寺庙里一个叫罗巴的喇嘛长大的。我妈把我生下后不久，留下一封血书，就跟姑姑走了，谁也不知道她们到哪里去了。长大后，罗巴喇嘛才悄悄告诉我，我妈和姑姑是找红军去了。从小罗巴喇嘛教过我一些字，血书上的字后来我都认识了。上面写着我的身世，说，孩子，你的家在湖南，你的父亲姓侯，你叫侯德明，大庸人，这个名字是母亲给你的，你的母亲是桑植人，老家是瑞塔铺六斗溪（这之前，侯家兄弟只知道刘大妹是桑植瑞塔铺人，不知道还有个六斗溪，回到张家界后，又专程去桑植县查证，瑞塔铺确实有个六斗溪，现在已改叫新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