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当第26届联大执行主席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果断地裁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意味着台湾已丧失联合国席位,无需对台湾席位问题再进行表决。”随着木槌铿锵有力地落在主席台前的案桌上时,联合国大会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美国的“投票机器”失灵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经过22年的斗争终于得到了恢复!
早在1971年初,对中国友好的印尼外长马立克即通过第三方转告中国:“我已当选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本届大会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恢复中国席位问题。苏哈托总统肯定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但不至于公开反对。”果然不久苏哈托命令印尼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提案投赞成票。
1971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代表周总理转告:马立克先生叙述的材料,我们都看到了。很感谢马立克先生的好意。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在中国外交部8月20日声明中完全表达了。当然,希望马立克先生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但也不勉为其难。”
不可否认马立克对此做过贡献,但他不是以印尼外长的身份,而是联大主席,对此身为总统的苏哈托却很无奈,县官不如县管,人家马立克是联大主席,没辙只好忍受睁一眼闭一眼。苏加诺当政时,马立克不得烟抽。苏哈托一上台,马上重用马立克,可以说在屠杀印尼共产党上他们观点一致,但对中国却是一个友好一个敌视。马立克曾经以个人名义担保请求苏哈托从监狱里释放了很多华人。
苏哈托为什么对中国有那么大的偏见呢?那就要追溯到轰动世界的9.30事件。1965年9.30事件后一年多,中国严厉声讨苏哈托--纳苏蒂安法西斯集团,当时老兔崽子秦全耀正在东四小学读书,校长说印尼的坏蛋正在屠杀共产党,追捕艾地(印尼共总书记、其当时在中国知名度家喻户晓。)。
所谓“9·30”事件,根据印尼方面的报道,是指1965年9月30日,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第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军官,以陆军“将领委员会”七名将军阴谋发动军事政变为由,逮捕和打死了包括陆军司令雅尼在内的六名将领,极端反共的纳苏蒂安幸免,小女儿被打死。于是他和苏哈托亲自指挥印尼陆军几名将军立即采取反制措施,挫败了翁东中校等的行动。印尼随即开始严厉镇压和清除印尼共产党和亲苏加诺总统的政治势力。
有趣的是苏加诺一直不接受9.30事件的提法,因为谋杀六将军是在30日晚上零点以后开始,应叫10.1事件。纳苏蒂安也承认,对他家动手时已是早上四点。
中国对“9·30”事件事前一无所知,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未对印尼政局表态,但印尼军方从一开始就指责中国策划和支持了“9·30”政变,干涉了印尼内政,并发展到派军队搜查中国大使馆商务处。到了1967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直至10月30日,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纳苏迪安(Abdul Haris Nasution)是印尼军队最老资格的军官。像中国的朱德被称为"人民解放军之父,纳苏迪安在印尼也是这样的元老。印尼军官有5星的只有三位:苏弟曼(已故)、苏哈托和纳苏迪安。大家都公认打倒苏加诺政权最卖力的就是纳苏迪安,原因是坚定的伊斯兰教旨主义者,坚定的反共人士,在苏哈托、马立克和他的联盟里,纳苏迪安是最反华的。1967年苏哈托软禁了纳苏迪安,直至1998年苏哈托下台。他很有气节,始终不服输,面对反苏哈托浪潮,他却从大局出发,主张忘掉仇恨。不久前纳苏迪安去世。
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明显缓和。中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西欧、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特别是1973年初,关于在越南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签署后,美国结束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撤出军队,开始收缩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在国际格局出现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东盟对外政策也做了重大调整,东盟与中国关系开始从相互敌视走向友好合作。东盟六国中的三国,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
这时,作为东盟六国之首的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发展,成为决定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
1978年末,邓小平同志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东盟成员国。双方就维护东南亚和平与稳定、中国同东盟各国的关系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减少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从此,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维护东南亚和平方面,双方持有共同主张,有着密切良好的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快速增长,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1988年11月,李鹏总理在访问泰国期间又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恢复和发展同东盟各国关系的四项原则,即:(一)在国家关系中,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三)在经济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四)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原则。
在这种形势下,印尼对华关系也出现了松动,双方接触开始增多。1975年苏哈托总统曾表示,鉴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印尼也正在准备改善对华关系。1977年11月,印尼首次派工商会代表团参加了广州交易会。1985年4月,应印尼政府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了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
印尼是东盟中最大的国家,在东盟中起着领导作用。在柬埔寨问题上,印尼同其他东盟国家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印尼曾于1988年7月和1989年2月两次主持召开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非正式会晤——当时称为“鸡尾酒会”。由于各方分歧严重,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突破。作为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两主席之一,印尼感到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同中国保持密切磋商和良好合作。
印尼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作为大国,中国的实力是这个地区重要而又不可改变的现实,印尼不能再拒绝同中国打交道了。
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印尼在对华态度上出现了积极变化。
1988年3月,苏哈托总统在谈及两国复交问题时,放弃了原先提出的要中国就所谓中国卷入“9·30”事件进行“公开道歉”的要求。1990年8月8日中国和印尼才正式复交。
因为成见,苏哈托让两国关系断了25年。
苏哈托的重要功绩,是为印尼带来大幅经济增长,国内贫穷人口得以减少,生活质素得以提升。不过,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贫困人口再度上升。还有苏哈托在经济政策的内幕里,曾透过贪污、垄断、补贴等手段来为自己的家族及亲信致富,据估计,苏哈托家族的资产总值达150亿美元。此外在他管治期间,他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透过高压手段打压政治异己来维护稳定。
1998年苏哈托下台,有人要起诉他对印尼400万左翼人士的迫害罪行,年迈的纳苏蒂安马上劝阻:要忘掉仇恨,面向未来,建设印尼。
纳苏蒂安明白,一旦苏哈托被判罪,他也甭想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