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文明重心的东移与本土传统的复兴
作者：代 迅
中国古代文论的两次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备受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当讨论传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资源对于当下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意义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文论资源,其实是复杂和多元的,简要说来,大致包括三个文论传统,一个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一个是中国现代文论的新传统,还有一个是西方文论传统｡中国现代文论的新传统,主要是在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直接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一般地讲,其主体部分,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强势地位的现代西方文论,也挟当今世界文论前沿的汹涌澎湃之势,进入中国境内并有效地参与了中国文论建设｡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上是指未受西方文论影响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代文论,实际上是指在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文论,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实质上就是中西文论冲突与会通的问题,中国文论的古今关系实质上就是中西关系｡
现代西方文论之所以受到中国文论界的格外青睐,形成了关于它的“有效论”,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现代西方文论能够有效地阐释当今中国的文学艺术现象,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经济一体化席卷全球,以计算机和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使中西文学艺术的发展,互动性日益加强,在艺术种类､艺术样式､艺术风格､艺术潮流､艺术趣味等方面的趋同性日益增强,许多新兴的文学艺术现象,如大众审美文化的勃兴,包括新媒体艺术的出现,不仅中国古代文论传统难以解释,就是对于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而言,也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相反,现代西方文论的近期发展,对西方的类似问题往往做出了及时的阐释,在面对中国语境时,由于问题的类似,这些西方理论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了最新的理论资源,受到学界高度重视｡因此,援用西方理论来解释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现象,显得顺理成章,同时,在沿用西方理论时,如果我们流于“以论带史”,强现实以就理论,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国本土的一些独特现象,使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成为西方文论的现成注脚,这就会使论述过程变得更为方便｡
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落,形成了关于它的“失效论”,造成中国古代文论“失效论”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首先是语言形式的全面变革和文学艺术态势的剧烈变化｡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受到西方语言深刻影响的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中国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表述手段,而中国古代文论是以文言文作为表述手段,如同外国语言一样,需要经过翻译才能成为白话文,这种言说方式的革命性变化,造成了两者在理解和沟通上的巨大困难｡中国现代文论是在西方文论的示范和影响下形成的,遵循严密的形式逻辑推理,构建宏大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特征,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是重体悟､轻体系,概念范畴具有模糊和不确定性,这又造成了中国古今文论对接上的困难｡中国古代文论的文类基础,是诗文正宗,而中国现代文论的基础文类,起初是小说戏剧,后来也包括电影,现在则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以影视为主体的多媒体视觉艺术成为基础文类,这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一整套曾经是行之有效的概念范畴体系,在面对五光十色的中国现代文学艺术时,阐释起来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更无法有效地介入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但是这仅仅是一部分事实,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甚至可能也未必是事实的主体｡
另一个需要我们正视的重要事实是,西方文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学艺术现象的基础上,基本不涉及或者说是完全不涉及中国的问题,直接使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部分文学艺术现象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理论来解释全部中国文学艺术现象则是不可能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是否承认,事实上,自从西方文论进入中国以来,它的本土化历程就从没有停息过,而制约着西方文论本土化的机制,来自两个方面:中国的现实理论需求和中国固有本土文论传统,而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其实都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方文论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从空间范围来看,从欧洲诸国远及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从时间范围来看,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至今,从语种来看,涵盖英､法､德､俄等多种语言,因而不宜把西方复杂多样的文化文论简单化｡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当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的汹涌潮流冲击中国的时候,究竟何种西方文论能够在中国深深地扎下自己的根须,进而成长为参天大树,这取决于这种理论和中国本土的契合程度,简言之,取决于中国的需要｡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主要是儒释道三家,而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则是儒家｡儒家的基本观点是积极入世,主张发奋有为,修齐治平,这种指导思想深深地楔入了中国古代学术之中“经世致用”的古老传统,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其实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也包含着某种积极入世的精神,道家思想在这一点上与儒家合流,形成了中国古代学术的主流思潮｡这种思潮体现在文艺思想上,从先秦以来就形成了思想内容上的“尚质尚用”和艺术形式上的“尚朴尚简”,儒家文艺思想的“诗言志”说,“诗教说”,“诗无邪”说,“辞达而已矣”说,中国画的“计白当黑”､中国戏曲表演的高度虚拟与写意化等,无一不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道家的“灭文章,散五彩”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说,墨家的“非乐”说,都和儒家的这些思想不乏相近或相同之处｡
先秦时代“诗言志”中“志”的本义,就是指的政治上的理想和抱负,“志”的这个意义沿用至今,形成了中国文艺思想史上这种影响长远的观点:强调文艺足以“兴观群怨”,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政治作用,反对把文艺作为“嘲风月,弄花草”的消遣娱乐之作,与此相适应的是,不赞成对艺术形式作过分的雕琢,反对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形成了“出水芙蓉”高于“错彩镂金”的民族传统审美趣味｡在中国传统的“诗教”说中,文艺从来就是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力工具,不能认为这个传统是完全消极的,其中也包含了积极的思想内容,特别是从孔子“诗可以怨”到司马迁“发奋著书”再到韩愈“不平则鸣”这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发展脉络中,展示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要求发挥文艺对于黑暗现实的批判精神,张扬艺术对于既存现实的否定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