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文明重心的东移与本土传统的复兴
作者：代 迅
既然否认真理,否认共同本质,那么话语权力便走到了知识领域的舞台中央｡葛兰西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提出了和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hegemony)相区别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也译作文化霸权)的概念｡福柯公开宣称,自己从事的研究不是“真理”本身的内容,并不关心真理和客观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有关“真理”的产生的政治历史,{12}是各种知识体系所组成的复杂网络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要挖掘的是人们通常借以连接人类话语的模糊形式和势力,这就是话语权力｡从这样的思路出发,福柯强调知识领域内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知识的虚构性与非真实性｡
后殖民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爱德华·W·萨义德著名的《东方学》(Orientalism)出版于1978年,在此书的“绪论”中,他以较长的篇幅谈到了葛兰西和福柯对自己思想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有意识地具体运用于西方传统的东方学研究领域,旨在揭示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文化暴力与霸权,以及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压制､想象与歪曲｡他看来,西方是指英､法和美等国,东方是浪漫的和充满误解的中东和远东｡按照萨义德的看法,西方创造了不同于真实东方的浪漫东方｡中东和亚洲被充满偏见和种族主义地观看,他们自己的历史被认为是倒退的和无意识的｡为了填补这个空白,西方允诺为他们创造文化､历史和未来,东方学研究的框架充满了欧洲对东方的政治帝国主义｡他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13}东方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扭曲,一是不准确”,{14}所以在萨义德看来,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19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像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在20世纪当然更是如此,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知识体系是不存在的｡
这种观点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界观察东西方文化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西之间的文化关系被描述为压迫与权力的关系｡知识体系不再被认为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而仅仅是权力游戏的文本,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就是西方文化对中国加以压迫和殖民化的过程,我国关于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是一个自我殖民化的过程｡某些激进的学者认为,“各个不同国家在文化疆域内的冲突变得更加激烈而不是趋向缓和,它们之间的对立更加明确而不是趋于消失……因此,不同文化的差异而不是共同性成了关注的焦点”,于是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外国文学研究在我国的文学乃至文化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从本质上看与那些外国传教士所从事的职业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简直是完美的外国文化的传播者,是杰出的“殖民文学”的推销者｡{15}
文章的结尾处作者表示,在一场可以预料的全球性的“文化战争”和世界性的“文化对抗”中,“我们应该､甚至必须扮演积极的､前卫的角色”｡不仅西方成了罪魁祸首,连中国研究西方文化的精英也罪责难逃｡我国学界的学术研究取向,从古典学术的求真研究转向了政治上的正确性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斗争,而这恰好和我国当代极左时期的思维模式存在某种相似与关联,很容易为我们所熟悉和接受｡这种学术理路深刻地影响到了我国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文化普遍主义被否定,文化特殊主义思潮崛起,跨文化研究中的求异思维压倒一切,中西文学之间的差异被视为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
中国文论的西方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中国现代社会西方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中国的学术分类体系､关于文学的基本概念以及我们的现行文学理论体系,无不是西方文化与文学观念及理论体系示范和作用的结果｡现在我们关于文学“三分法”或“四分法”的概念远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诗文正宗和大散文观念,苏联的季莫菲耶夫体系直接孕育了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乃至在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领域,同样如此｡中国现代美学的理论形态,主要是选择了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代表的西方思辨美学的基本形态｡中国现代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了西方的理论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审美和艺术实践的方法,也就是说,“拿西方的美学理论,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德国的古典美学观念､理论和方法等,作为阐释中国美学､中国艺术的现成思想材料,乃至于借助西方近代的美学理论及其概念､方法来建构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大厦”｡{16}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台港学者的大力鼓吹,以西释中的“阐发法”被认为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研究方法与文学观念被视为数典忘祖,招致了猛烈的批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现代文论已经完全西化,丧失了我们的民族性,结果是毫无成就可言｡主要的证据是,在20世纪这样一个理论批评的世纪,中国现代文论没有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更没有获得西方学术界的承认,西化就是罪魁祸首,这已经形成了一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持续关注的学术热点——以曹顺庆教授为代表的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表述｡持这种观点者并非个别,也并非仅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其他相关领域也有区分“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哲学”的观点｡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理论思潮｡这种思潮试图抗拒全球化时代跨文化发展的趋同化倾向,努力凸显中国学术的本土化｡本质上是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否定性理解,否认中西之间的共通性,认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过程,就是逐渐丧失民族性的西方化过程,因此未来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之路,就在于去西方化和再中国化,排斥和清除西方话语,重构中国本土话语,反抗西方霸权,理论话语被看作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不同而变动不居的?熏用中国传统的特殊性,取代学科发展在学术范式上所具有的普遍性,用“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和霸权取消了文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其实“西方中心论”和文化普遍主义是不一样的,前者主张西方文化优越于其他非西方文化,后者主张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的普遍有效性,两者不能简单等同,真理和霸权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现在“文化多样性” 在各种场合被频频引用,已经成为文化上的特殊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盾牌,其实,熟知非真知,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既有特殊性,更有共同性,既有冲突,更有融通｡赵敦华先生指出:
普遍主义之所以经常与西方中心论相混淆,是因为文化上的优越性可被用来解释思想上的普适性｡近几百年来,源于西方的某些学说或价值观在世界各地陆续显示出普适性｡在被问及它们为什么会具有普适性时,一个自然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是正确的｡在被进一步问及它们为什么正确时,一个显得同样自然的回答是:因为产生它们的文化是优越的｡对普遍主义的这两个辩护貌似合理,但没有通过现代学术的审视,由此导致了特殊主义的泛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