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文明重心的东移与本土传统的复兴
作者：代 迅
在当今学术界中,有一些大家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的提法｡肯定的提法有:中国文化的“本位”､“本色”和“中国特色”等等;否定的提法包括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和反全球化的种种话语……现在,“中国特色的××理论”已经成为一个廉价的标签,贴满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学科｡看来,我们的认识有一个误区,以为“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以为坚持民族独一无二的特质,也就自然有了世界意义｡这种理解往往满足了西方人､特别是有后现代主义情结的人对其他民族的风俗人情的猎奇心理,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也有一定市场｡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适用于一切领域的通则,那就等于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内,放弃了普适性的目标和标准｡其实,普遍主义的诉求和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真正的矛盾｡请看对人类思想作出重要贡献的犹太思想｡犹太人有着极强的民族认同感,在近两千年失去祖国的历史中,他们流落在异国他乡而没有失去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但民族传统并没有成为他们创立普适理论的障碍｡身为犹太人的思想家从不以“犹太特色”为理论目标,而是世世代代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样,人类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18}
这里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补充｡为什么民族性的东西能够在文学艺术领域有一定市场呢?国内熟悉的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在以国际电影节的评奖和张艺谋等人的影片为例作了个案剖析,可以为赵敦华先生的观点做更为具体的解释｡宇文所安教授在分析了全球文化运作机制以后,明确断言:“文化潮流在向全球文化方向发展｡”{19}这是与国内一些张扬本土主义的学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宇文所安进一步指出,我们正在努力张扬的民族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沦为一种谋求获得国际大奖的商业元素,一种以异国情调为标志的边缘性空间,其目的不过是寻求商机而已｡{20}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中国现代文论的逻辑进程,正确地解释这些现象呢?应当说,这是中国学者在涉及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时,选择的一种文学研究方法,更直接地讲,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实践所独创的一种基本方法,这是中国学者在跨文化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独到贡献｡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从一开始就是中西比较诗学的历史,以西释中(而非以西代中)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方法,也就是中西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这是由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古代尽管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艺术传统,其古代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学理论思想的珍贵颗粒,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毕竟是在西方的影响和示范下建立起来的,“文艺学”这个学科来自俄国,并且在译名上究竟应该译作“文艺学”还是“文学学”至今还存在着争议｡这个特点本身,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同质文化圈内的文学研究有着显著的不同,跨越了中西文化的辽阔地域和复杂多样的文化内涵,在异质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与相互交融中展开,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找到一种相互沟通的可行性途径和方法｡这是一个前人从未涉及的崭新领域,一旦中国学者步入了这个领域后,就有可能在实践中摸索和形成具有自己鲜明民族特色的研究方法｡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东方文化的重要性逐渐显露,中西之间比较美学与比较诗学也得以逐步展开,跨文化研究对西方学者也产生了明显影响｡但是,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事实上在今天仍然处于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地位,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巨大差异,种种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都使西方学者能直接介入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异质文化研究者仍是极少数和个别｡相反,以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者,背负中国文学思想的深厚传统,远涉重洋到西方求学,这使中国学者具有特殊的国际学术视野,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在本质上就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并在中西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逐渐积累了丰厚的经验｡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从一开始只能是介绍西方文学的思想观念,逐步采用中国的材料加以印证,这是西方文学理论走向中国本土化的第一步,也是中国文学理论西方化的开端,中西诗学对话因此展开｡随着对话的不断深入,进而寻找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之间的共同点,这是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化和中国文学理论西方化在更深层次上的互动,把这种比较引向建立跨越中西文学的共同诗学结论｡质言之,就是依照西方的文学观念,按照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框架结构､话语系统来编织中国文学理论的材料,按照西方的形象,同时也尽可能照顾到中国美学思想自身的特点来重塑中国文学理论,努力实现中西文学理论观念之间的对接,逐步建构了一个带有明显西方色彩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在中国文学理论的西方化和西方文学理论的中国化这样一个双向互动之中,不断寻找相互之间普遍性衔接点的过程,这才是以西释中的实质所在｡现在我们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鼓动之下,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抨击逐渐多了起来,对于其中的独造性学术价值则明显估计不足,带有一定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实践的选择优于任何理论的先在设计｡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及理论批评实践证明,这至今依然是行之有效的主流方法,因为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可以取而代之的更好的研究方法｡
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种古老的沟通中外文化的有效方法,类似于中国佛教创造的“格义”的方法｡由于中国和印度语言文字不同,就有一个翻译佛经和理解佛经的问题,也就是首先要把握“语义”｡然后再深入思想底层｡从《易经》以来,中国传统思维不是以逻辑推论见长,而是具有比附性的特点,这种“格义”是自觉的比附性思维的突出表现,“格义”方法始创于东晋的竺法雅,史载:“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本传》)“事数”指佛教义理的条目名项,如有关分析心理和物理现象的五蕴､十二入等,“格”是量的意思｡“格义”就是以中国固有的思想比拟配合佛教教义,使人易于了解教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曾普遍流行｡佛教比附性思维的特征,主要是某类现象的形式上的相似,语义上的可相同之处进行类比说明,实际上比附与被比附的两者之间相距甚远,有的甚至完全相反｡但中国比附思维的出现和长期存在是历史的必然｡比附性思维的结果是出现了融会性思维,比附性思维是就两者某种相似或可相附的现象､思想和概念相比附,这种比附也带有某种融通和求同思维的某些特征｡但是融会性思维则更前进一步,是把几个不同的方面加以融会贯通,或泯灭其差异,或转化为新的观念､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中国佛教的融会性思维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就形成的,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佛教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使中国佛教具有极高的融通综合能力,并且比附性思维和融会性思维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21}
关于中西文学理论之间的异同和发展趋势,周来祥先生在《比较美学大纲》和鲍桑葵《美学史》中有过论述,这些论述尽管是针对美学研究而言,但是由于美学的核心就是艺术哲学,文学理论和美学存在着内在的亲缘性,因此这对于文学理论研究也完全适用,周来祥先生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