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文明重心的东移与本土传统的复兴
作者：代 迅
由于中国语境的现实需要和中国美学传统的影响,中国现代美学还是明显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这个特点,并非如国内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理论话语,毋宁说,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文艺生活的差别,迄今为止的中西美学尽管有相通和趋同之处,但是其间的差别依然是复杂多样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承认东西方美学的差别,而是在于如何看待这些差别及其走向,在这个重要理论问题上,鲍桑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鲍桑葵在《美学史》中论及中国和日本的审美意识时写道:“这种审美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23}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之所以在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出现关于美的思辨理论,不是中西美学之间根本性质的差别,而是中西美学之间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别,当中国美学发展到某一个历史阶段,它也必然会出现自己的关于美学的思辨形态,这是一个从异逐渐趋于同的过程,也是中西美学能够相互理解与融通的学理基础,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证明了鲍桑葵是正确的,而对于中西美学现有的诸多差异,也可以作如是观｡周来祥先生指出,现代中西美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逆转的历史发展”,“就在中国美学由经验走向理论的同时,西方美学却似乎走着一条相反的道路,即由理论走向经验”,{24}因此他认为:
比较美学所要求的正是这种超越地域与国界,努力寻求各国美学的共同倾向和本质,以提取所谓共同性､普遍性､永恒性和绝对性的美学和审美的东西｡中西比较美学的任务不是比较它们的高低优劣,而是通过比较找到审美理论的本质｡{25}
这其实也是中国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为实现中西文学理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最终建设一种超越中西之间地域差别的共同文学理论,架设了一座可靠的桥梁｡它具有强大的现实合理性,带着中国文学思想独特的自身经验和传统跨入国际文学理论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使文学理论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范围的研究,是中国学者在研究范式上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其他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应对在西方文论冲击下的本土文论发展,具有启迪和示范作用｡
跨学科: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自觉追求
早在1983年,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的“跋”中,由于“对于我们文论研究领域的因袭成见”即缺乏学术创新“深有体会”,提出了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在20世纪60年代的头一､二年,王元化先生开始酝酿并撰写此书的时候,学术界自由探讨的空气相对活跃,报刊上时或出现一些有关科研方法的文章,边缘科学､科学杂交､文献和文物研究结合等,其中大多数是被忽视的,这种活跃的新鲜气息促使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中作些新的尝试,并想到了文学研究的“三个结合”,特别是文史哲的结合,他写道:
尤其是最后一个结合,我觉得不仅对我国古代文论研究,就是对于更广阔的文艺理论研究也是很重要的｡我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后来分化为独立的学科,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可说是一大进步,但是今天在我们这里往往由于分工过细,使各个有关的学科彼此隔绝开来,形成完全孤立的状态,从而和国外强调各种边缘科学的跨界研究的趋势恰成对照｡我认为,这种在科研方法上的保守状态是使我们的文艺理论在各个方面都陷于停滞难以有所突破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史之间难以分割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国古代向来以文史并称｡至于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却往往被忽视｡事实上,任何文艺思潮都有它的哲学基础｡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说明两者关系的密切,但对于这样简单的事实,我们却缺乏足够的认识｡由于从事文艺理论工作的人,在哲学基础上从美学角度去分析文艺现象,以致不能触及这些现象的根底,把道理说深说透｡我们在阐述文学史的问题时,更很少从哲学方面去揭示它的思想根底,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述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况那样,揭示那一时代文艺理论家都和哲学有一定血缘关系｡例如:波列伏依以法国的库靖的哲学为基础｡纳杰日丁以德国的谢林哲学为基础｡别林斯基以德国的黑格尔哲学为基础｡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则是以德国的费尔巴哈哲学为基础｡对于上面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逐渐产生了把文史哲结合起来的想法｡{26}
之所以大段征引,是因为此段文字是我国新时期文学研究中较早而且较为深入地对文学研究学术创新与研究方法变革的反思,并且鲜明地提出了“文史哲结合”也就是属于跨学科研究的方法｡王元化前辈慧眼独具,早着先鞭,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也因此而独树一帜,确立了在“龙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王元化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多次提到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而跨学科研究恰恰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不仅如此,他提出的与此相关的“古今结合”发展为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广泛思考,“中外结合”则发展成为跨文化研究,也已经发展为跨文化或称跨文明研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思想逐渐活跃,跨学科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引起理论上的自觉｡1985年曾经被誉为我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年,这一年,国内文艺界先后在北京､厦门､扬州､武汉等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文艺学研究的方法论更新,这股热潮从1985持续到1987年,强调文学研究和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领域联姻,这是我国文学研究者在新时期首次大规模地走向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尽管由于我们的知识储备不足,以及一些新兴自然科学领域与文学研究领域相对较远而且难以对接等原因,其学术实绩不多,但是对于我国以后的文学研究领域营造活跃的学术氛围､ 打开新鲜的学术思路,还是产生了良好影响,一些至今仍活跃在文学研究界的中青年学者也因此步入学坛｡
近20多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无不和跨学科研究紧密相关｡在国内学界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由于种种复杂的非学术因素所造成的学术断裂之后,后殖民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很快席卷我国文学研究领域,而后殖民主义思潮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话语,是文学､政治､文化等相邻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叉的结果｡紧接着,起源于英国､兴盛于美国的文化研究,经过台湾和香港传入中国内地,在国内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再次激活了国内的文学研究,迅速成为主流思潮｡生态批评､视觉文化转型､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等在我国当下文学研究中的方兴未艾,无不揭示出跨学科研究给我国文学研究所带来的生机和活力｡
这种状况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从理论渊源上讲,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是文史哲不分家,学科分类比较模糊,只是笼统地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别,文学研究被称为“诗文评”,只是集部的一条尾巴而已｡与之相应,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认知,是一种非常含糊的大文学观念,诗文才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正宗,如果说诗,实际上是抒情短诗可以算作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的话,那么,文的含义就非常广泛了,凡是与骈文相对的单行散体文章都可以称作“文”,也就是散文｡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所论述的文章的四科八体,在今天看来,绝大多数都是非文学,而真正作为文学的诗赋只是排在末座｡我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