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文明重心的东移与本土传统的复兴
作者：代 迅
但是就我们对现代西方文论的总体把握而言,轮廓依然还不是非常清晰,主要还停留在转述和人头式的评述上,许多研究实际上是以中文摘要的形式转述西方文论经典著作,摘要的准确性尚有待提高,各个理论思潮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逻辑线索还不够清晰,翻译的名词概念生涩难解,没有说出西方人所没有说过的东西,中国学者的独到见解不足｡中世纪西方文论译介依然薄弱,近年来流行的多人合译､合编､合著的“集体写作”方式淹没了学者的个人见解,一些译作存在着较多错漏,如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中的一些书籍就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些因素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们译介西方文论的学术水准｡在现当代中西文论的融通中仍显生硬,以西方文论为基础的文艺理论体系或美学教材中强行嵌入若干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范畴如“意境”､“妙悟”等引起逻辑上的断裂,因为这些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并非这些教科书自身逻辑推演的结果,目前高校流行的某些文学理论和美学教材中,就反映出中西文论融通中这种过渡形态的明显痕迹｡
随着翻译研究领域的快速进展,以及跨文化研究的全面展开,国内学界逐渐意识到两种西方文论之间的现实存在,这就是在西方的西方文论和在中国的西方文论｡两者是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巨大差别的概念,其基本特点是同源而异质｡长期以来,前者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密切关注,不仅在西方学界是一个传统的重要领域,在中国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但是,在中国的西方文论及其自身特点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汉译西方文论”这个概念并加以研究｡汉译西方文论用来标示在中国的西方文论,它指的是已经翻译成汉语并在汉语学术界产生影响的西方文论｡从空间范围来讲,是在中国本土;从时间跨度来说,它主要是从近代社会至今的近百年时间,从文化属性来讲,它是中国现代文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形态来看,它又是西语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延伸｡它是中国文论现代展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侧面｡长期以来,汉译西方文论被遮蔽在笼统的“西方文论”概念中,学术定位模糊不清,导致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忽视,未能得到系统的研究和清理｡
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在理论思维和表述方式上有很大差别,在语言上存在很大障碍,范式､目的和价值取向也不相同,中国读者往往读后难得要领,而经过汉译的西方文论立足中国实际,在理论和选材上照顾到中国读者的特点,使中国读者更便于接受｡西方文论说汉语,实质上是从异域之思转化成了中国本土文论的内在思想资源｡汉译西方文论实际上是经过了中国人带有强烈现实功利性的选择､挪移､变形和重组,它本身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现实需要的产物,直接被整合进了中国文论自身的知识体系之中｡中国学术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和儒家的“诗教”观念,始终支配着汉译西方文论的发生和发展的全部过程,即使在中国当代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时期也不例外｡
汉译西方文论尽管源于西方,看起来是西方的知识,但是它和西语西方文论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隐藏在汉译西方文论身后的始终是与中国文学自身紧密关联的问题,是一种“中国中心”的价值取向,西方文论在汉语经验中发生了语境变异,加之语言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隔阂,汉译西方文论还没有进入西方学术界,它在西语西方文论体系中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汉译西方文论不属于西方,至少就目前而言,它只能在以中国大陆为主的汉语文论界产生强劲影响,从本质上讲只能是中国文论的延伸｡研究汉译西方文论的产生和发展,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西文论的差异与融通,实现中国文论未完成的现代转型｡汉译西方文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文论,也不是西方文论的附庸,相反,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汉译西方文论位于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的中介地带,是一种过渡形态,它具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应当作为中西文论之间的一个分支学科来建设｡这是从我国文论自身研究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话语,既是对以往西方文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更是意味着一种学科意识的确立和学术体制的建立,一个新的学术疆界的测定和学术领域的开拓｡这个概念和建立在这个概念基础上的相关研究,将有可能引发我国文艺理论总体格局的某种变动,成为推动我国文艺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的理论生长点｡
普遍还是特殊?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两难处境
全球化的展开过程,也是世界主义话语的展开过程｡这其中包含的主要冲突,是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两种趋势的冲突｡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殖民主义和全球扩张的历史,借全球化之机,凭借自己的强势文化,力图推行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自己的文化赋予普遍性的形式,意欲同化第三世界文化,强调文化的有序性､可比性和时代性,于是,全球化就成了各种不同文化逐步同质化也就是西方化的过程,这是一种同质化趋势｡相反,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感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转而强调自身个性,求助于相对主义的文化逻辑,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多元性和平等性,否定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先进与落后､高级与低级之分,这种观念成为抵抗西方文化霸权的利器,这是一种异质化趋势｡持文化相对主义逻辑的第三世界国家试图现代化,但是反对西方化,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性质｡⑥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显示,文化交流正在变成互动的,中国正在变成仅次于英国和美国的文化出口大国,亚洲的文化输出逐步超过北美,⑦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居于强势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进口的强势外来文化通过杂交或同化的手段,被认为很容易破坏和排挤掉当地的本土弱势文化,引起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其后果是全球文化趋于西方化,或者说是美国化｡
这些都引起中国学界的强烈反响,形成了关于文化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激烈争论,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官方“反和平演变”政治话语,都为特殊主义在中国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反西方文化霸权､强调中西文化与艺术之间的“异质性”观念,在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一股奔涌的潮流｡但是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引起国内思想文化领域这股潮流的一个重要原因,还由于西方学界的学术范式转型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这种转型的核心,就是从知识领域的客观性转向知识领域的权力认知｡西方古典哲学建立在实体论的基础上,相应的古典真理观,其实质即在于真理的客观符合论,认为真理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知识体系｡科学知识必须具有客观有效性,经验有效性,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必须具有思维对存在的同一性,并且所有的知识都是带有普遍性的判断｡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种情况逐渐有了改变,西方哲学逐渐向意义论哲学转移和过渡,这种知识体系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权力话语的文本建构｡不是和实体观念相联系的客观事实,而是和主体的解释相关联的知识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不是普遍与共同的东西,而是差别与多样,更多地唤起了人们的关注｡叔本华等人一再号召人们摆脱“自然和素朴的实在论”的支配｡“对一切提倡发扬人的理性､尊重客观事实和经验的哲学,特别是对承认人的认识的客观性的哲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⑧在“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口号下,尼采否定理性和科学,“在尼采看来,以往哲学的几乎全部基本概念(如主体､对象､实体､意识､认识､真理等等)都是虚构和谬误的结果……他认为上述概念并无异议,仅仅是虚构”,他因此“完全取消认识和真理的客观性问题,把认识活动归结为主体为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进行的活动”｡⑨尼采鼓吹权力意志,不仅人的生命取决于权力意志,而且生物的本质也是权力意志,人和世界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他认为哲学不应当以认识论为中心,而应以人的生活和行为为中心,世界的问题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人们的任何概念和判断都是出于人们的需要与本能,认识不可能是纯粹的,总是与人的某种利益和需要相关｡尼采认为,真理无非是主体用来满足自己的某种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并无客观性可言,仅仅是主体的伪造和虚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