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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蒙小说的历史书写
作者：咸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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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话语的角度进行“启蒙”遭遇的失败，使杨队长决意带领村人到邻村取经。叙述河口村学习经过时，作家有意采取双轨并行的策略，使文本自身产生了内在的对话效果。被村民用棒打死的李福违背自己的意愿，将一个硬要到敌人的碉堡里搞情报的人送了去，结果那人却被敌人发觉并处死，这就成了李福通敌出卖革命的罪恶。让胡顺感到震撼的也许还不是事实如何，而是没有人追问事情的真相，一旦认定有罪，成为被革命斗争的对象，为自己辩解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胡顺的姥爷给他讲述的真实情况，在小说文本中对小村其他人的经验行为构成了消解。这种消解在文本的叙述行为中才在读者的面前呈现出来，而在被叙述的文本故事中，胡顺这个“例外”被安排成为得窥事实真相的聚焦人物。两种经验的内在对话，对话的作用不仅在于将革命话语与实际行动的脱节，或者说人文话语被在非人文的层次上实践的情况给予了微妙的表现，也将遮蔽历史原生态的帷幕撕开了裂缝，将历史的本真面目或者说让人无法回避的“例外”呈现在读者面前。
村民的斗争激情很快在河口村人的榜样下沸腾起来，真正的动力却并非是来自仇恨，而是人性原始欲望复活，或者说是被以杨队长代表的力量有意识地煽动起来。“特别是看到人家在斗争胜利之后得到的胜利果实，观摩了河口村之后就耐不住热血奔腾了。”既然民间不能乖乖听命于庙堂意志，他就转而以激发人的原始欲望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并且将土改斗争直接与个体利益挂钩。“咱们的政策是谁斗谁分，不斗争的什么也得不到，土地、房屋、牲口、浮财，啥也别想得到。”为了使批斗大会按照被设定的程序进行，杨队长还特别寻找来一些嗜杀的屠户。权力与人性原始欲望的逐步结合，从河口村回来的小村人也就营造出了宣泄人身上隐藏着的恶魔性因素的温床。所谓恶魔性因素，“它是指一种宣泄人类原始生命蛮力的现象，以创造性的因素与毁灭性的因素同时俱在的狂暴形态出现，为正常理性所不能控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理性的增长，它往往被压抑，转化为无意识形态。在人的理性比较薄弱的领域，如天才的艺术创作过程，某种体育竞技比赛活动，各种犯罪欲望或者性欲冲动时等等，它都可能出现。它也会外化为客观的社会运动，在各种战争或者反社会体制、反社会秩序以及革命中，有时也会表现出来”3。民间本来就是理性比较薄弱，而生命原始欲望占据主要地位的生存区域，在没有外界力量渗透的情况下，其调节系统可以实现自身的平衡，一旦有了庙堂这样强有力的对象以诱导的方式介入，其被诱发方面的力量就会呈现出畸形的爆发。原有的愚昧与新的偏执汇合在一起，在完成历史大改造的过程中“非理性”的生命蛮力也就实现了毁灭与新生的狂暴转变。注意人性之光照耀下显露出来的，使人性日益走向狭隘和偏执的阴影，这才是作家描写“微弱的人性闪光”的真正意义所在。
12尤凤伟：《关于〈小灯〉》[J]，《中篇小说选刊》2003年第4期。
3杨宏芹：《试论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的恶魔性的意义》[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附：
小灯
□尤凤伟
杨队长说：“现在开会。来的人都是工作队和贫农团依靠的骨干分子，今后胡庄的土改运动搞得好与不好，就看大家的了。”
胡顺向四下看，看到的都是村里最穷的人。有的在抽烟，有的在掏耳窝，还有的不住地咳、吐痰。满屋子都是烟，烟味儿刺鼻，连抽烟的人都受不了，跟着一起咳。咳完了接着再抽。
杨队长也咳了几声，止住后又说下去：“现在全国的解放区都在搞土改，搞清算，这是革命，是穷人革富人的命。在战场上，穿国民党军装的是敌人，在农村富人就是敌人。我们的子弟兵在前方消灭敌人，我们在后方消灭敌人。都是革命，都是打仗，仗能不能打好，能不能取得胜利，关键看我们的觉悟高不高，斗争性强不强。这个道理大家懂不懂啊?”
“懂。”胡顺顺口一喊，喊完才发现声音孤零零的，他缩了缩脖子。
“你叫什么名字?”杨队长眼光对上了他，问。
“胡顺。”
“是贫农还是雇农?”杨队长问。
“雇农。”
“好，好，还是雇农群众的觉悟高啊。”杨队长赞扬说，又问，“胡顺同志是民兵么?”
“不是。”
杨队长转向身旁的民兵队长胡起玉说：“胡起玉同志，为什么不吸收胡顺同志这样苦大仇深革命热情高涨的人加入民兵队伍呢?”
胡起玉一时答不上来，伸手摸了摸脖子，后自言自语说：“是呀，咋就把他给忘了呢?”
屋里一阵哄堂大笑。
“好了，大伙严肃点。”杨队长制止说，“现在我宣布，吸收胡顺同志为胡庄民兵营的民兵。”
笑声又起，不过这次是稀稀落落的。
胡顺没想到头一回开会就给工作队留下了好印象，还立马当上了民兵。他想等散了会就让胡起玉给他发枪。有了枪就不一样了，不仅威风，还能偷偷到山上打兔子、打山鸡，过年就有肉吃了。
杨队长又说：“现在，我们进行土改的第一步工作，排查村里的斗争对象。划清阶级阵线。大家都是本村的人，谁是富户，谁是恶霸都心中有数。”
“要排出多少人呢?”有人问
“有多少就排出多少来。”杨队长回答说。
“富户的标准是啥呢?”又有人问。
“这个嘛……”杨队长被问住了，样子有些恼，抬高声音说，“这没有定规，各地有各地的情况，比比看嘛。比方一群猪，哪几头个大哪几头个小不是一眼就分出来了吗?”
“杨队长说得对，一个村的人，谁家有谁家没有，都摆在那儿。我看先拣最大最肥的，一路往下挑。”说话的是贫农会会长胡起生。
胡顺心想自己被杨队长看重，又让当了民兵，得对得住人家，表现积极点，他打头炮，说：“我提一户，胡有德家。”
“嗯，好。”杨队长赞许地朝胡顺点点头，问：“他家里有多少地呢?”
“八十多亩。”有人替胡顺回答。
“雇工么?”杨队长问。
“那还用说，长年雇两个伙计，农忙时再雇帮工。”
“有几头大牲口?”
“两头骡子，一头驴。”
“房子呢?”
“十几间大瓦房。”
“足够足够了。真正的‘大肚子’啊。”杨队长边说边搓手，有点摩拳擦掌的模样，又说，“胡有德就是反动派，是敌人。是我们的斗争对象。”
“有地有房有牲口就是反动派吗?”
“当然了，那都是剥削得来的呀，剥削就是罪恶呀，就是反动呀，对了，胡有德身上有血债没有?”
“血债?”
“他杀没杀过人。”杨队长问，“他杀过人没有?”
“没听说他把谁杀了。”
“没杀过人，那么逼没逼死过人?比方谁借了他家的钱粮，他逼人家还，把人逼死了。这类事。”
“也没听说有这类事。”
“大伙一块想。这样的事，不要漏过去。”杨队长说。没人吱声，一片吧嗒吧嗒的抽烟声。
“胡有德放高利债么?”杨队长又问。
“放。”胡起玉回答，“富户个顶个放债。”
“几分的利?”
“不一定，三分是它，四分是它，五分也是它。”
“你们都借过他的钱吗?”杨队长眼向四下转转。
“……”没人应声。
“不要害怕，都是老皇历了，不做数了。”杨队长说。
“借了。”
“借了。”
“借了。”
“这么高的利也敢借呀?”杨队长摇摇头。
“遇上过不去的事，不借咋办哩。”
“可借了咋还呢?”杨队长问。
“还上就还上，还不上呗，有啥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