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新启蒙小说的历史书写
作者：咸立强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通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富国强民的“焦虑”总迫使“小我”融入“大我”的需要之中，个体生命的价值很少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尊重，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急功近利曾使人长期忽略了鲁迅曾经蕴含在阿Q身上的温情。种种历史条件的局限，使得五四以来的历次启蒙运动必不可免地产生出盲点和副产品，生产出新的“偏至”和“遮蔽”。事实证明许多打着“启蒙”旗号进行的运动恰恰与启蒙的本义相违背，有些甚至就是在以一种新的愚昧代替旧的愚昧。在以往表现土改的文学创作中，延续的是延安以来的文学传统，将土改革命视为一种崭新的启蒙运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还一度被当做土改工作手册来阅读，即便有些创作针对土改运动中发生的某些偏颇作了反思，也只是将发生的过错归罪于个人身上，却鲜有作家对那场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人性狂暴进行深入思索，对战时文化心理给文学创作话语自身带来的狭隘局限更少有人涉及。尤凤伟的小说新作《小灯》因此也就显得尤为特出，在叙述由庙堂进入民间的过程中，从人性深处的实利主义倾向和恶魔性因素的角度，对革命启蒙神话作了全新书写。从创作的意图来看，尤凤伟的创作还是对某种“遮蔽”的“去蔽化”。与华丽的辞藻和奇变怪异的叙事相比，尤凤伟显然更乐意沉浸于思想探索的“发现”。在《关于〈小灯〉》中，尤凤伟说，“时代进步了，当代作家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成为一种可能。”1“重新审视”的可能在尤凤伟那里绝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几年前的旧作《合欢》，虽然使了障眼法，用凄婉的爱情故事作了主线，但独特视角已经显示了《小灯》雏形的孕育。
在《小灯》里，前来领导小村土改的杨队长，其话语代表的是来自庙堂的意识，小村的民众则是被庙堂意识所关注的民间。杨队长的到来意味着两个世界的碰撞，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也就开始走上了被改造的历程。小说以土改动员大会开篇，杨队长发动村民批斗地主恶霸时的对话，最明显不过地体现了两种文化意识的对立。“有地有房有牲口就是反动派吗?”针对小村人的疑问，杨队长斩钉截铁地回答，“那当然了，那都是剥削来的呀，剥削就是罪恶呀，就是反动呀。”杨队长的话由一连串简短的判断句组成，断然而不容置疑，在“财产”、“剥削”、“罪恶”与“反动”之间遽然划上的等号，造成了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向人逼压而来，根本就不给人以任何独立思索的余地。富有霸气的线性思维，正是杨队长代表的革命启蒙话语的特色。问到地主是否有血债时，强调“压榨就是欺负”；针对胡发“那不是抢么”的疑问，启发他说，“不是抢，是剥夺，土地本来是人民的，被他们强占了去。现在我们闹土改，就是土地还家。”以“压榨”代替“欺负”，以“剥夺”代替“抢”，词语的置换与其说是革命启蒙的标志，不如说是使人性恶俗欲望的爆发获得了合法性的外衣。
杨队长代表的话语根基于阶级差别和仇恨的先验设定，他来到小村中进行的“革命启蒙”活动，自命为贫苦受难民众的代言人，做的却是先验设想的实验，或者说是为达到“革命”的目的而采取了与最初的人文设想根本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方式。于是土改大会发动的失败，杨队长启发诱导也就具有了双重的象征意义。第一次的会议是杨队长一个人的独白，高高在上的庙堂意识将其他可能的声音挤压掉了；只有当杨队长来到村民家中，试图让村民表达他们自身的愿望时，在他的话语之外才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同时也就出现了两种话语的交锋。胡发认为自己的“穷”是“因为残废不能劳动”，杨队长却硬要引导他将贫困归因于阶级差别。“穷是因为受到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呀，封建制度和反动派是罪魁祸首。”话语的错位向来被放置在先进与愚昧落后的层次上理解，却从没有人质疑其合法性。杨队长的话语或许显示出某种教条气，但这并非小说关注的中心，村民思想表达方式的被改换突显出来的是教条化的革命话语之于人性变化的意义。但村民并不因接触了几个新词汇就改变了既定思维模式。胡发穷得叮当响，是小村最穷的人，可他并不因“不是抢，是剥夺”的教育而认同新的生存方式。“俺不要不义之财。”胡发的话彻底击碎了杨队长的期待。民间的话语在“义”与“不义”的层面上判断自身的合法性，而杨队长代表的话语力量却是在“本来”的意义上进行启蒙，二者之间的错位使得庙堂意识在第一个回合中丝毫没能渗透到民间社会中去。与以往此类题材的创作不同，《小灯》以底层民众自身话语，表达出了与主流意识不同的意念。
小村里虽然存在阶层的差别，人际关系却并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胡有言打过人，只是打他自己的老婆；长工胡起宝在斗争会上被点名上台揭发胡有言时，借助胡顺旁观者的视角，道出胡起宝懒得很，“鸡叫三遍都不起来，后来胡有言不想要他了，他又央求留下。”胡顺充当了故事内全知叙事者的角色，胡起宝对胡有言没有仇恨在胡顺那里以知根知底的身份叙述出来，自然更让人可信，同时又与台上批斗形成了张力，使之成了强权压力下进行的表演。胡起宝指控胡有言的两桩罪行：不给吃好的和曾经打了他一耳光，根本构不成阶级仇恨和斗争的条件。小说同样借助胡顺这样一个知情人，说明胡有言平时过日子最“抠门”，“净吃粗粮，菜里也没肉”，用胡顺的话说就是“不吃不喝，攒钱买地”。自己也是如此过活，长工的只吃粗粮自然也算不得什么大罪过。胡顺揭发胡有德的罪过更轻微，只因其没有借护耳给他戴。借助在杨队长眼里是没有开展起来的失败的批斗会，作家在读者面前描述了小村独特的社会环境，并以此将革命启蒙话语自以为是的偏颇给予了充分的揭示。
作家继承了鲁迅以来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优良传统，创造出来的文学形象，尤其是像胡顺那样的底层农民，身上都带着阿Q的身影。听到土改可以分东西时，胡顺想的就是要弄回一只猪杀了全部自己吃，赶在分浮财前从各地主家里“借”来了皮袄和帽子，想着靠革命发财。胡起宝在批斗大会上，并不按照人们期待的去批斗胡有言，而是径直走到村里的外姓人面前数落他的“罪恶”，表露了村民欺软怕硬和狡黠的个性特征。胡顺之所以率先揭发胡有德，纯粹是为了报答被杨队长看重的“恩情”，要“对得起”人家。正是这种心情使他在“借”了地主家的衣物后，始终惦记着如何兑现替他们“说话”的应承。由于没向胡有德“借”过财物，不存在是否“对得起”的问题，胡顺在批斗会上就指责了他。会后小灯在街头将一副很好的“护耳”交给胡顺，让他想起平日里小灯的好处，还有与胡有德没有什么过节的事实，增添了原有的负疚心，促使报恩思想本来很重的胡顺在小村就要像河口村那样变成革命狂欢的祭台时，打开了囚禁“敌人”的房门。于是也就出现了“土改运动当中的一个例外，人性之光在瞬间微弱的一闪”2。国民劣根性并非作家的目的所在，与社会问题小说相比较，尤凤伟独特的手法是将国民的劣根性做了还原，不再剥离出来单独给予批判。二元对立的战时思维向来将人的“先进性”与所谓“落后”的“封建”的特性分割得一清二楚，这也是土改或革命文学创作固有的思维定式。在《小灯》中，尤凤伟却打破了这一分界，将“人性微弱的闪光”还原到民间的原生态中去。回到民间，在民间的立场上重新进入曾经的历史，这是近来一段时期文学创作中愈来愈活跃的审美倾向，自然也是《小灯》最为迷人的特色。民间意识的审美特征，就是自由自在和混沌不可分，人性的美好与国民的劣根性或污秽杂糅并存，这一点在胡顺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回到民间，立身底层意识，并不意味着认同，而是换种视角，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反思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人情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