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陈寅恪之魂

作者:汪剑白




  吴宓呷了一口茶,关心地问道:“现在,有谁当你的助手呢?”
  陈寅恪苍老的脸上掠过一丝得意之色:“天无绝人之路,本来我的助手问题悬而未决,系里派的人与我合不来,我想要的人系里又不同意,至于河汾门下千人,我们哪有王通的福份,眼看就要孤寂终了,无意中幸得一助手,甚合吾意。她叫黄萱,近五十岁的人了,她是中山医学院周院长的夫人,过去是邻居,她少时读过古文,常来玩玩,听我讲课,后来帮我搜集资料,渐渐地我离不开她了,在院校合并后他们搬到了市里居住,她本不再来,是我一再恳求她才来的,系里只给她一个助教的名份,她的志趣不在乎名份和报酬,只求工作的乐趣。我已通知她休息几天,我好好陪你谈谈。”
  吴宓再问:“你一直不上课,系里同意吗?”
  陈寅恪说:“他们当然不高兴,找了我好多次。我说,你们能保证学生不贴大字报吗?答曰:不能,因为贴大字报是党委号召的。我说,千古以来,有学生这样对待老师的吗?且不谈师道尊严,人格总要讲吧,人格不在,遑论上课,他们也没有办法。你还记得吗?1933年,清华历史系研究生朱延丰的论文《突厥考》,我的批语是‘资料尚未备,论断犹可商,’并不赞成送他留洋,他并未因此恨我,仍是师徒。如果是现在这样的学生,那还得了!”说得口干了,他摸到茶杯喝了一口,继续说,“前几年,有个姓龙的党委书记,动辄在全校的教职工的大会上拿我开取笑,并说‘看陈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后来他进京告我的状,结果碰了钉子,把他调走了。我现在是既不能走,又不能动,我也不会客,尤其是外国人,免得他们多疑。清华的两个学生梁方仲和刘节,他们也在历史系,免得影响他们,平常我们不见面。可是那个刘节,逢春节必来拜年,我不开门,他站在门口三鞠躬才走,真是难得之人。”
  吴宓又问:“你又没退休,又不参加政治学习,他们允许吗?”
  陈寅恪说:“我想退休去杭州,他们不同意,有时靠我这块招牌还有一点用。如果要参加政治活动,我就说眼睛看不见,两腿走不动,他们也没有办法。”
  “你怎么知道外面的情况呢?”
  “全靠你嫂子呀,料理完家务,她会去抄大字报,会去打听各种消息,还给我念当天的报纸,所以我对外面的情形是心知肚明。”
  “嫂夫人真不简单!”
  东方天际渐渐泛出鱼肚白,雨也停歇了,吴宓看着窗外模糊的光线,不觉伸了个懒腰说:“陈兄,累了,休息一会儿吧。”
  陈寅恪说:“你的床铺已在客房准备好,请过去睡吧。”
  吴宓关心地说:“你自己能走回房间吗?”
  “你放心,十几年了,我都摸熟了,你尽管去休息。”陈寅恪拄着藤杖摸到自己靠南的卧室躺下,无奈一点睡意也没有,好多年没有这样毫无顾忌的谈话,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淋漓,这真是天大之乐事。
  雨又开始下了起来,在这个阴雨连绵的令人焦灼不安的早晨,两位老友都只小睡了一会,便恢复了精神,又坐在客厅里沉浸在痴迷的畅谈之中了。
  陈寅恪问吴宓:“你当年怎么跑到四川去了?”
  吴宓说:“陈兄,我和你是一样的,既不愿出国,又不愿去台湾,你偏安岭南,我远避蜀地,本来是准备上峨眉山或青城山的。”
  “你真浪漫,想不食人间烟火,成仙得道了。”
  吴宓长叹一声:“唉,修练得不到家,又脱离不了红尘,就躲在西南师院了,他们对我还不错,我心想远离京华,少惹是非,也是块福地吧。我这方面没有什么好谈的,还是谈谈你的《论再生缘》,只看见《光明日报》发了好多文章,没见你回答,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寅恪说:“我不想回答,我不参与论战,以免落入圈套。《论再生缘》国内没有发表,有人带到香港印出来了,无意中惹出一场风波。”
  陈夫人进到客厅,对他们两人说:“你们不要命了?快吃点东西。”
  保姆端来了鸡汤面,吴宓的那一碗,面上有两只鸡腿和两只鸡翅,吴宓说:“都给我了,我吃翅膀,陈兄吃腿吧。”说着要用筷子来夹,陈夫人用手一拦,“老夫子早就断荤了,只能喝点牛奶,他肠胃有毛病。”
  陈寅恪对夫人说:“快拿本《论再生缘》来,他想看看。”
  吃完面,吴宓说:“我还是到招待所去看,那里安静些,你们也要休息。”好在招待所离陈宅很近,陈寅恪也就同意了。
  吴宓走后,陈寅恪毫无睡意,对夫人说:“快拿纸笔来,记下《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
  夫人配合默契,很快地预备好一切,说:“你念吧。”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陈寅恪对夫人说:“你抄好一份,等会儿雨僧来给他。”
  吴宓一口气看完《论再生缘》,在招待所睡了一小觉,已是下午,吃了点东西,又到陈宅,二人继续谈话。
  吴宓说:“没想到,你对《论再生缘》评价如此之高,对端生之才如此佩服,如兄之清高孤傲,实属难得。”
  陈寅恪说:“《论再生缘》本属戏笔,别人要依此做大文章,由他作去,我不参与罢了。”他递给吴宓一张纸:“秀才人情纸半张。”
  吴宓接过一看,是一首诗,当他念到“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时不觉哈哈一笑,“‘加白眼’很传神啊,把我们这些老头子的地位都刻画出来了。”
  陈寅恪说:“‘加白眼’的事已对你说了,‘颂红妆’并不是指陈端生,而更重要的是指柳如是,这才是我当前拚老命而力成的一部大书。雪芹写《红楼梦》,咏叹女性之美,我则从钱柳之诗来考证明末清初的历史,也歌咏女性之美。我被女性包围着,一个夫人,三个女儿,助手也是女性,给我治病的医生护士也是女性,我最爱听的京剧,演员也是女性,没有女人就没有我,我感谢她们,我自然也歌颂红妆啰。”
  吴宓对女性一向有好感:“是了,是了,我记得你早年游挪威去拜易卜生墓,曾作诗曰‘疏星冷月全天趣,白雪沧波缀国妆。’那些白肤黄发碧眼的挪威女郎以穿绣衣为美,你对女性的研究还是一以贯之的哩!”
  “雨僧,我年轻时游历欧美多年,那些对女性的封建残余思想早就一扫而光,就是对西洋的历史,我也是研读过的。”
  吴宓点头说:“记得,记得,有一次在哈佛,我看见你抱一大摞《剑桥近代史》和《中古史》,我在日记里还记有你学习世界史的事呢。”
  “没想到,由于我坚持穿长袍,就被人说成‘老封建’、‘老古董’。”
  吴宓忿忿不平地说:“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些从西洋回来的学人,坚守国学阵地,还不是为我中华多保留几个读书种子,多为衰落的华夏文化保留一点生气,唉唉。”
  说到伤心之处,两位学贯中西的老学者不免悲从中来。想起当年飘洋过海在异邦的苦读生涯,想起水木清华的陈年旧事,想起八年抗战的西南联大,想起自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成了学生批判的靶子,两位老人沉默了。
  他们的心灵掀起了波涛,需要平静下来。吴宓换了一个话题道:“你的书进展得怎么样了?”
  陈寅恪说:“此书原名《钱柳姻缘诗证稿》,我想改为《柳如是别传》。”
  “啊,你对河东君评价超过了钱牧斋?”
  陈寅恪说:“为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我之所以准备改书名,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
  接着,陈寅恪对吴宓详细述说了研究大纲,赞扬柳如是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而她所有的活动,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
  (吴宓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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