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汪伪政权的史料及相关研究，我一向比较关注。因此，上个月一看到《重行传——褚民谊生平纪实》出版，就想办法找来先睹为快。
《重行传：褚民谊生平纪实》，秀威资讯2021年1月
褚民谊字重行，本书是他留在大陆的四个儿女（褚幼义、褚叔炎、褚季燊、褚孟嫄），以及两名中国学者（大彪、泽尔丹，或是化名）、两名西方学者（分别在图书馆、大学工作）共同编纂完成。其中，褚幼义为主编。
褚幼义姐弟在人生暮年，走访海内外档案馆搜集资料，给父亲编传记的目的不言而喻，就是想尽可能地洗刷褚民谊头上的“汉奸”罪名。《重行传》的导读里明言，“对于历史上的单位和人物，一律使用当年实际使用的称谓，除原文中已有者外，均不冠以‘匪’、‘伪’等附加词。”本书行文中，称汪伪政权为“南京政府”，其下设的行政院、外交部等机构，的确都不加“伪”或引号。
摘自《重行传》导读
与此同时，这样一本在台湾出版的书，反而给设于台湾的党史馆、国史馆、国家图书馆加了引号，称“台党史馆”、“台国史馆”、“台国图”，不伦不类。
想想也不奇怪，褚家姐弟在大陆都颇有成就（对这一点，本书并不避讳，且在后记中有详细说明，如褚幼义“毕业留校从事材料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获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后期任职学会，着力推动和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想为父亲说好话，又不能不注意“政治影响”及涉台措辞。
他们为褚民谊申辩的核心材料，是其受审期间所写的“自白书”“答辩书”——这两份文件与当时江苏高等法院的起诉书、笔录、判决等，1992年就收入《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公开出版，并于2004年再版，谈不上稀罕。
《审判汪伪汉奸笔录》，南京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凤凰出版社2004年再版
褚幼义等希望证明，褚民谊既痛恨日本、拒绝与日本合作，又为沦陷区百姓做了很多事。由于以上的“既”与“又”相互矛盾（不与日方合作，怎么为沦陷区百姓做事），以至书里出现了不少让人啼笑皆非的内容。
比如，书中一方面说褚民谊只是名义掌“外交”，卖国条约都是汪精卫一手和日方订立，褚民谊完全无辜；另一方面又说，褚民谊在汪伪“收回”租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难道褚民谊做坏事无权，而做好事才有权？
在江苏高等法院给褚民谊的判决书中，驳斥了其相关辩白
又如，褚民谊主持重修南京鸡鸣寺后，在题写的碑文中有一句“讵意中日事起，喋血京门，烽火之余，益多摧毁”。《重行传》给出的阐释是，这一“犀利语句”“无情地谴责了日军的侵略罪行”（真不知道这句话怎么就“犀利”地无情谴责侵略了）。在后边的章节，本书又赞颂起褚民谊在“中日文化合作”中的贡献，并引用他的话说，“要建设东亚新秩序，必须要沟通和融合中日文化，才能达到彻底的合作”——褚民谊对日军的侵略罪行忘得真够快。
总之，褚幼义等想为父亲褚民谊洗白，可是受限于自身地位，以及具有说服力的材料不足，最终让《重行传》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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