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十块钱人民币放饭店里，究竟是什么分量？得先看看十块钱在当时，到底有多值钱。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乡工资，涨幅一直都很慢。哪怕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工作二三十年的职工，工资水平通常在四五十元左右。也只有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等省，城镇居民平均月工资能达到五十元。
当时还在煤矿工作的作家周梅森回忆说，青年工人月工资也就二十多元。1977年演员张铁林在西安做装卸工时，一个月工资18块钱。同时期的作家阿来在工程队开拖拉机，工资比张铁林要高些，以他自己话说“我当工人的时候拿五十来块钱”，几年后他考取大学，毕业后做了老师，月工资却只有三十多块。
而放在农村，十块钱的分量更是不得了。到1978年时，中国农村人均年收入也只有133元，每月也就刚到十块钱多一点。很多农村地区甚至根本达不到这标准。1977年，安徽省一位领导对农民收入进行调研，得出了触目惊心的结论：安徽全省28万个生产队，近百分之七十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不到六十元，更有四分之一的生产队，年收入在四十元以下。这位领导不禁痛苦自责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
对比下来，对于当时的城乡群众来说，别说十块钱，一块钱的分量都是极重。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生报名费本想定在一元钱，结果引起了各方反对，认为定得太高，最后降到了五毛钱。就这今天看上去没啥的几毛钱，却足以让当时多少考生做出抉择，改变命运。
甚至当时城里人结婚，男方的聘礼通常是100元现金，来宾送的红包，极少有10元钱。以学者陈煜的话说：“在当时，上了10元可都是重礼，是自家至亲好友才舍得送的。”
在那个时代里，“去饭店吃饭”也被称为“下馆子”，属于中国家庭难得有一次的奢侈事。那如果拿10元钱去“下馆子”，又能吃到啥呢？如果参考《天津物价志》的话，天津特产的狗不理包子，1970年的价格是每斤一块一，1976年的价格升到了每斤一块七，单是买包子，就能买不少。
而以《郑州物价志》做参考的话，上世纪70年代，在郑州饭馆里吃一盘大碗合记烩面，要花六毛钱。一碗鸡丝浑沌两毛五，七寸盘的炒肉丝和炒肉片都是六毛五，最贵的烧海参是三块二。拿十块钱下个馆子，真能吃得很丰盛。
如果照这么看，揣着十块钱在上世纪70年代下馆子，确实是件很让人向往的事。但实事求是说，如果只拿着十块钱下馆子，那也很可能啥都吃不着——因为在那时代，吃饭也好采购也罢，不止要有钱，更要有粮票。
就以买早点来说，如果在当时的天津买早点，一个五分钱的馒头要收2两粮票，三分钱的花卷收一两粮票。去饭店吃饭，没粮票大多数情况是寸步难行。
当然也有“小部分情况”：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只有少数高档饭店不收粮票，比如大同酒家、东来顺、萃华楼饭庄、曲园酒楼等十八家饭店，都可以不用粮票。但如果想去这里用餐，就得提前一天预约，领取号牌后第二天光顾，每天号牌数量都是有限的。虽说不用粮票，但这里实行的是“高价销售”制度。如果只揣着10元钱来光顾？那真可能吃不到啥。
在那时，每家每户的粮票、肉票、油票等票据，都是定量供应，每月买粮买菜，除了钱还要票。在很多时候，粮票比钱更金贵。如果我们拿着10元钱“穿越”到那个年代，就算找个饭店吃十个包子，也得交一斤粮票。买一斤红薯需要二两粮票，不开玩笑说，身上没有粮票，大多数情况下身上再有钱，最多也只能在饭店里喝几碗汤。
也同样是“下馆子能不能只用钱”这事儿，最终推动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粮票制度的变革：1982年4月，深圳的一些饭店就遇到了粮票难题，作为特区的深圳，经济发展迅速增长快，饭店客流量增大，但“没粮票的客人来了点不了饭”成了常态。于是一边是饭店挣不到钱，一边是大批“闯特区”的弄潮儿有钱吃不上饭。当时的深圳市政府，就先在一些国营饭店试点“取消粮票”，结果“没粮票能吃饭，大家都说好。”
这个政策推广后，很快产生了各种连锁反应：市场经济更活跃，人口也更多，两年以后，深圳市政府决定彻底取消粮票，这个改革，也成了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992年起，以粮票为代表的“凭票供应”制度，也陆续在全国各地取消。拿钱下馆子，也终于可以敞开吃了。
10块钱能吃到啥的话题，见证的，就是这其实并不遥远，却已让现代年轻人有些陌生的变革。
参考资料：陈煜《中国生活记忆》、徐德霞《儿童文学 五十年最精粹》、王拥军《路遥新传》、《少年优秀作文选：第十届“小红花”获奖征文选评》、董卿《朗读者》、《围观名人故事：鲁豫有约》、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武爱民《当前城乡居 民收入和消费的形势分析 及对策研究》、黄宁斌《十元钱改变了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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