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天，重庆市政府收到了一份信函。发信函的人，姓汪，名云松。
他在信中称：我要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件古董，作为1954年元旦的献礼，送给党中央，希望重庆市政府能代为转送。
重庆不敢耽误，迅速把事情汇报给了中央，并询问该如何处理。于是，这礼是收还是不收，决定权就交给了中央相关部门。
但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们思来想去，硬是不敢轻易下决定。至于原因，无非以下两点：
其一，这礼物太过贵重。
这是一件清代乾隆御窑所产的宝石浆胎“宝瓶”，长颈巨腹，双层结构，全高36.1厘米，凝聚了清御窑能工巧匠们的高度智慧，在古董界价值非常高!
其二，送礼的人也很特殊。
这位叫汪云松的老人，当时已经80岁了，在清朝时期曾干过知府。新中国成立后，定居于重庆。
再加上，我党一向不收群众的献礼，所以同志们自然为难得很。很快，这件事传到了邓小平耳朵里。让人没想到的是，一向也反对收群众礼的他，居然“破天荒”地拍板：
“别人的礼不能收，汪老先生这份礼无论如何都要收下!我们要了解汪云松，不要伤了他的心!”
有了邓小平的拍板，接受“宝瓶”的事很快就被推进起来，“宝瓶”也在数日后被护送到中央。
读到这里，想必大家都会觉得奇怪：
这汪云松到底是什么人?为何邓小平会如此在乎并照顾他的情绪?
此人为何在这时候，要献出宝瓶?
这一切，且听小编慢慢说来。
一、他说：“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定有出息!”
汪云松1874年(一说1873年)，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富裕家庭。按那时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妥妥的富家少爷，他的成长环境里是不缺钱、不缺家仆的。
因为家境极好，又喜欢读书，汪云松少年时便被地方上选为贡生，得到了去京城国子监求学的机会。在此期间，他跟京城的达官贵人们结交，一时风光无限。
完成在京城的求学后，汪云松出任江苏的一个小知县。此后，他的官越当越大，一路干到五常府知府。期间，他在地方上一直有爱民的口碑。
1911年，辛亥革命到来，汪云松的官自然也当不成了。于是，37岁的他带着妻儿，又由任所赶回到重庆，算是回来继承家业。
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当他回到重庆时，亲戚们却发现：其行李里除了一些书卷字画外，根本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好在，父亲多年来一直在重庆经商，生意做得不小，他和妻儿在重庆才能衣食无忧。
扎下根后，汪云松除了协助父亲经营家族生意外，也开始办一些大事。家里人见他终于肯放下书本，一个个都高兴得很，都指望他这个“高材生”能让全家越来越富。但谁知这位少爷办的事，却桩桩件件都让族人想不到：
他觉得重庆民众饱受缺医之苦久矣，便索性自己筹钱办了所巴县医学堂;
他觉得要想实业兴国，就要有银行肯支持实业，见别的银行没这种意识，他索性自己办了个银行。
那时候，重庆当地一些不理解他的人，背地里都说：“这汪家的少爷，就是个败家子!”是的，这些事没让汪云松越来越有钱，却让他在商界赢得了极大的名望。不久，他被就推选为重庆总商会会长。一时间，重庆有良知的企业家、资本家都唯他马首是瞻。
1919年五四运动后，重庆教育界、文化界积极响应，并打算筹办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汪云松得知此事后，自然当仁不让地参与。8月28日，学校正式成立，汪云松亲任校长。
世人总说：教育兴邦。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在烽火年代，要办一所好学校是何其艰难。吃力不讨好、跟军阀虚与委蛇、贴钱请老师，无数现实里都透着两个字：不易。
但大家可以查看一下五四运动后，中华大地上兴起的各种各样的学校，就会发现一点：再不易的事，都有人愿意倾家荡产去做。而且，这种人广泛地存在于每一个省、每一个市。
在重庆，汪云松和那一大批四川教育界有识之士，就是这样的人。只是那时候，没有多少人能想到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成立，会改变一些人的命运，甚至在多年后改变中国：因为，当时在重庆地界上有一个“落魄”的外乡人，得到了学校成立的消息。
外乡人既高兴又兴奋，他急忙请人带话回老家，让在老家读书的长子迅速赶到重庆来，读这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这名“落魄”的外乡人的，名叫邓绍昌。他的长子，名叫邓希贤，多年后改名：邓小平。
邓小平家是四川广安的，距离重庆并不近，为何其父邓绍昌当时会在重庆生活呢?原因是：避祸。
邓绍昌是个有学识的人，早年曾就读于成都法政学校，后来回到广安老家教书。在老家，他还参加过革命军。因为人正值，不愿意同流合污，他得罪了上级。被撤职后，考虑到那些上级是睚眦必报之人，他便离乡到重庆避祸。
父亲离家时，邓小平正是上学的年纪。母亲淡氏省吃俭用，照顾着一家老小。好在，孩子们都比较争气，特别是长子邓小平。1918年，14岁的邓小平考上了广安县立中学。这对当时的邓家来说，可是件大喜事。
母亲淡氏原以为儿子能在广安踏实念书，将来留在当地找份体面的工作。所以，1919年夏天，当她得知丈夫要让儿子去重庆读留法学校时，她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淡氏深知家里经济情况如何，别人家的孩子留学，可能不用吃太多的苦。但他们拿不出多少钱，孩子出去必然要吃大苦头。于是，她哭着对丈夫说：“哪个忍心啰!”
不过，邓绍昌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他执意让儿子去闯一闯。就这样，1919年9月，15岁的邓小平告别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重庆。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学校共招生学生100多名，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高级班招的是中学已经毕业的学子，因为邓小平在广安中学没读完，所以被分到了初级班。所有学子们，都必须在一年内完成课目，才能得到留法的机会。
就这样，在开学典礼上，15岁的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校长汪云松。
当时，汪云松40多岁，站在高高的讲台上，他对这些台下这些孩子们，提了唯一的要求：你们以后一定要回来，要为中国的发展回来。
汪云松的话，无疑影响了少年邓小平。
入学后不久，邓小平就发现了这所学校的与众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既体现在教学质量的一流，更体现在校董们的开明上。
彼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全国各地的学子们都纷纷走上街头，喊出了“抵制日货”的口号。对于学生们的这些行为，很多学校都是不支持的。毕竟，这会给学校校董们带来不少的“麻烦”。
但汪云松对学生们的态度是：支持!全力支持!
有一回，学生们发现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4000多，购进了80多箱日本劣货，准备大捞一笔。一时间，包括留法预备学校在内的重庆学校学子，纷纷到警察厅门口示威。
这些年轻人把警察厅围住，到了夜晚也不肯离去。市民们被学子们打动，都从家里送饭、送菜给他们。少年邓小平，就是这些学子中的一名。经过两天一夜的斗争，警察厅只能交出日货。自此事后，一直到抗战胜利，日货在巴蜀全境都极少存在。
学子们的这些行为，作为校长的汪云松是看在眼里的。旁人都觉得他糊涂，如果不管束学生必会引火烧身，但汪云松总是对人说：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他以教到这样的孩子，为傲。
1920年7月份，一年的学习结束了，邓小平等人要毕业了。在最后获得留法名额的83名学子中，邓小平是年龄最小的一个。8月27日下午，汪云松亲自送邓小平和同学们登上了从重庆出川的客船。他们将前往上海，并由上海坐邮轮赴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那个年代的私立学校来说，一个校长的格局决定一个学校的风气，而一个学校的风气又决定了所有在校学子们的状态。这些留法学生里，后来有大量成为了新中国的栋梁。
至此一别，汪云松在1949年西南解放前，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邓小平。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时不时能从报纸上看到邓小平在刘邓大军里的信息。听说刘邓大军越打越猛，汪云松颇为骄傲地跟亲友们说：
“这个邓小平，原名叫邓希贤，曾是我特别喜欢的学生之一。希贤这娃娃，有两点我最喜欢：一是稳定而灵活，干啥子事情都很有主见;二个是爱国有正义感。当时我就觉得，这娃娃将来有出息!”
当然，在分离的这些年里，邓小平也没少从旁人耳朵里听闻老校长的消息：
20年代，他和教育界友人们筹办大学;
30年代，他为抗日筹款四处奔走;
40年代，他掏腰包为平民建抗日防空洞……
这些事，每一件都让邓小平为有这样一位老校长而骄傲。
二、建国后再见面
1949年11月，解放军以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大西南。
对此，汪云松自然高兴得很。但同时，他心里也生出不少顾虑来。因为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无耻宣传，汪云松听到有人说：共产党人都是六亲不认，不讲人情的。
如果是这样，那汪云松自然应该担心。毕竟，他之前在清朝当过官，又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当过商会会长等职。论出身来说，他还是有名的资本家。这些曾经的身份，正是外界说的可能会被处置的对象。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汪云松有些如坐针毡。为此，他特意找了一些和共产党有过接触的亲友，想侧面打听一下政策。那些亲友们则宽慰他：“您可不止认识邓小平，当年您还帮过朱德、陈毅、聂荣臻等人呢!不用担心!”
亲友们说得没错，汪云松帮过的我军将领太多了。
先说帮聂荣臻的事。
1919年，除了邓小平这样有幸能入读留法学校的学子，在川东地区还有一些青年学子，想自费去法国，聂荣臻就是其中一个。那天，年轻的聂荣臻和十多个年轻人，带着少得可怜的钱来到重庆，想找法国领事馆办理留学事宜。
但法领馆的官员们，又怎么可能是他们这些年轻人能周旋得了的。于是，他们便找到重庆的一位报社编辑帮忙。编辑看他们人生地不熟的样子，很是同情，替他们想了个办法：找汪云松帮忙，他在重庆地界总能办成事!
汪云松从来没见过这些外地来的孩子，也跟他们没有任何交情，但一听说是求学的孩子，二话不说马上答应。此后数日内，他几经奔波，又是帮忙办护照、又是替他们跑关系，最终这些孩子都得以顺利出国。
再说汪云松帮朱德的事。
那是1922年，当时在云南省警察厅任职的朱德因避祸途经重庆，也打算前往欧洲找党。因为出来的急，他身上没带多少钱，一位川军将领便打算给他一张汇票。
但那时候已经是晚上，银行都已经关门了。经办人一想，这事得找汪云松。汪云松二话没说，在他自己的大中银行直接就给办了。这件事，算是解了朱德的燃眉之急了。
至于汪云松和陈毅，则是因为当年陈毅也曾留法。回国后，他和那批回国的同学都曾一度非常拮据，汪云松听说后，又立马筹了一大笔经费过去。干教育干到这个份上，还有啥可说的呢!
因为这些事，身边的亲友都劝汪云松不用太过担心，等解放军进城后看看他们的态度如何。11月30日，解放军进城了。数日后的一个下午，汪云松隔壁家门口来了3名穿着解放军军装的同志，打听他住在哪里。
汪云松不知情况，便让大儿子出去应付，称他不在家。等到解放军同志离开后，汪云松才从旁人耳朵里听说：那3人来问情况时，态度非常好，感觉不像是要为难他的样子。
第二天，这3名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汪云松：“是邓小平政委特意安排来请您的!”听说是邓小平来请，汪云松这才安心地跟他们上了车。
近30年不见，邓小平和汪云松都变了模样。再见面，自是感慨万千。
为了招待老校长，一向节俭的邓小平特意让妻子准备了鱼肉。席间，他们各自谈着过去的种种经历，邓小平讲了自己在法国的不易，谈起这些年南征北战的痛快。
而汪云松则谈起自己这些年在重庆四处奔走，救难民、办实业、筹办重庆大学，等等。这一年，汪云松已经是76岁高龄，他的家产也基本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光了。应该说，他的衣着打扮都已经没了当年富家弟子的气派，不变的是那份属于中国教育人的风骨。
整个谈话过程中，屋子里都洋溢着暖意，邓小平细细地听着老校长说话。饭后，邓小平又特意派车把老校长送回了家里。
自这次见面后，汪云松心里所有的顾虑都没有了，他见到邻居总爱说上一句：“谁说共产党不讲人情……小平就最认我这个老师!”
不久，汪云松应邀赴北京列席了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汪云松曾被安排和邓小平、陈毅等人同桌吃饭。席间，邓小平说：“汪老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邓小平和聂荣臻)”。陈毅一听，不同意了，他马上说：“加上培养了我，实际上有3个副总理!”
一个校长和3 个副总理的佳话，也就这样传开了。
此后的几年里，汪云松一直在重庆为新中国出力。虽然他已年近八旬，但毕竟很有威望，重庆工商界、教育界同仁都很服他。到了1953年冬天，汪云松想起家里还有一尊乾隆年间的古董瓶，便打算交给中央。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事。
因为了解汪云松的为人，所以邓小平认为老先生有这番心意，就应该让他如愿。毕竟，汪老一生都视钱财、珍宝为身外物。
1957年年底，汪云松查出患癌，邓小平要求医护人员务必尽力医治。遗憾的是，汪老还是在1958年不幸病逝，享年84岁。重庆市委为汪老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由副市长亲自致悼词，邓小平也从北京打来电话表示哀悼。
尾声：
1914年，毛泽东在湖南认识了杨昌济先生;
1919年，周恩来在天津认识了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
1919年，邓小平在重庆认识了汪云松校长……
有人说，能教到这样的学生，是这些老师的幸运。这话，自是没错。但换句话，其实也一样成立。能受教于这样的师长门下，又何尝不是学生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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