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27年时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这一决策的初始动因究竟是什么呢？
01 目的之一：减轻城镇就业压力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异常艰难而艰巨的事业。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毛泽东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毫无疑问是以开垦荒地、多搞粮食、安排就业为基本初衷的。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对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很显然，有计划地安排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是包含在当时的统包统配就业政策和规划之中的。
同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39条写道：“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获得就业的机会。”当时在解决城市失业人员问题上，把组织青年“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作为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停止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城镇中学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国家面临三届毕业生如何分配的难题。在此时，无论是国家开初设想的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还是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事实上把“上山下乡”作为主要分配方向。
2012年9月经中央审定并批准正式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对此有如下述评：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改变农村落后面貌，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就提出了知青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号召。1962年，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和精减职工政策的同时，知青上山下乡开始有计划地开展。
从1962年到1966年，共有129万城镇知青来到农村，其代表人物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受到广泛宣传，几乎家喻户晓。
“文革”发动后，“停课闹革命”和大学停止招生造成应届大中学生积压，不能毕业和升学。到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年、1967年、1968年应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由于经济发展迟缓，使城市就业问题严重，无法容纳如此巨大的就业人口。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青年学生又被当作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于是，“上山下乡”成为主要出路。
02 目的之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中共中央在涉及知识青年的专门文件中，第一次把上山下乡与培养接班人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
作出这样的论述在当时是有深刻国际背景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
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此后，他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这样，毛泽东把由来已久的防止党内变质与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而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确保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出发，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含义，不仅包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还包括整个青年一代。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途径，就是要使青年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就是要使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要使青年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和锻炼，就是要使青年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
毛泽东对培养接班人途径的思考，与对保持党和国家永不变质的思想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党和国家在作出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内的许多重大决策时，无不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魄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考量，党和国家在推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战略部署中始终坚定不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氛围中亦没有动摇过。尽管这一部署在实施的不同阶段都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历史证明，这仍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仍是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决策。
在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说，中学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接班人的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在这方面有过长谋远虑，并实施了这样的战略思考。
03 目的之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新中国建立后，在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思路和指示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正是在这个纲领文件中，党和国家明确指出：“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改变农村落后状况，不仅有物质上的急需，而且有文化上的要求。毛泽东此时在一篇按语中指出：“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开始去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这就迫切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8年初，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受到冲击时，周恩来站出来旗帜鲜明地阐释了上山下乡与农村建设的关系问题。他说，青年到山区和农村去是毛主席的号召，其目的是要我们关注乡村建设，改变半殖民地经济所遗留的畸形发展状况，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以在更加平衡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1968年12月，全国大规模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以后，尽管对这场运动一度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等重大政治意义，但仍在1973年8月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中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目的是“两个为了”，即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指出，全国1700多万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作出了贡献。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一支重要力量。
经过农村锻炼，走上其他战线的下乡知识青年，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中共中央这一系列有关知识青年问题的文件，都一以贯之地阐述并重申了党和国家对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的这一重要基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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