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卢志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1934年奉命打入国民党赣北区“剿共”保安司令部，任上校主任参谋，在此获取了蒋介石旨在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铁桶围剿计划”。红军得到绝密情报后，迅速撤离苏区瑞金并开始长征。然而功勋卓著的情报英雄，解放前夕惨遭国民党宪兵毒手……

　　

　　获取蒋介石的“铁桶计划”

　　

　　卢志英，谱名宗江，字子江，号育生，别名周至堃，1906年生于山东昌邑县望仙埠村。虽家境贫寒，但父母对他寄予厚望，节衣缩食让他读了几年私塾，16岁就读于乙种蚕桑实业学校。后来，家境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辞别父母，背井离乡随人闯关东，去了黑龙江。受辛亥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又回到关内张家口、郑州、洛阳等地。苦难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更使他立下了“壮志欲填海，苦胆为忧天”的大志。他投身东北绥宁镇守署军官讲习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冯玉祥部国民联军，当上营长，参加了北伐战争。

　　

　　大革命失败后，卢志英率一个营举行起义，转战甘肃、宁夏边，遭敌包围，失败后负伤逃出。1927年8月，到北京从事地下工作，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旁听，坚持自学英、法、德、日语。1929年初秋，已调中央特科工作的卢志英与战友张育民结成人生伴侣。结婚那天，周恩来、邓颖超亲自送来一对绣有鸳鸯戏水的粉红色枕套，左下角分别绣着“伍、邓”二字。

　　

　　1934年夏，蒋介石在江西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并亲自坐镇，调集兵力，分多路对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中央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局面。卢志英夫妇受党组织派遣，分别化名打入了国民党赣北区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

　　

　　

　　◆卢志英

　　

　　莫雄在国民党内堪称传奇式人物。他16岁就追随孙中山，成为坚定的同盟会员，在北伐东征中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屡受嘉奖，曾升任粤军第四军十一师中将师长，在国民党中更是有“莫大哥”之称。北伐时他曾冒死救过蒋介石的命，因而与蒋交情甚笃。但在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害后，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而对共产党却有好感。

　　

　　还是在上海期间，莫雄巧遇部下、曾在粤军十一师任师政治部主任的刘亚佛。此时刘已是中共特科人员，像莫雄这样性格豪爽、有强烈正义感，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物中又有不少老关系的人，正是特科所要寻找的工作对象。刘又给莫雄介绍了一些新朋友。在这些地下党同志的启发下，莫雄的思想进步很快，甚至提出入党要求。他说：“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就要用他的拳头打他的嘴角！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你们就派些共产党同志来与我一起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上海地下党同意莫雄的意见。卢志英和张育民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莫雄司令部的。

　　

　　

　　◆莫雄

　　

　　卢志英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着莫雄，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久莫雄便任命卢志英为上校主任参谋（参谋长），并让张育民做了“附军医所”所长。从参谋长到重要下级军官，差不多都是从上海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几十人之多。莫雄曾在《我与共产党合作的回忆》中说：“在司令部内与我经常在一起的卢志英同志，他给我的影响为最深。他体魄魁伟，器宇轩昂，煞是一副英伟的军人形象。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但自他接受党的委派到我部任参谋长后，我与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非常尊重我，称我为‘老前辈’，又说早闻我在军界中的‘大名’。但深谈之后，我才知道，人家曾在冯玉祥部任团长，后因冯被蒋介石搞垮了，他才转道上海来的。他渊博的知识其实并不局限于军事方面，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似乎无一不晓。在交谈中，我往往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接受了他革命的启蒙教育。”

　　

　　卢志英一方面争取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的莫雄，一方面利用同特务头子康泽、“剿共”总司令陈诚相识相交的关系，陆续将一些中共党员安插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短短三个月，便建立起一个神通广大的军事情报网。但对于南昌“剿共”行营的确切动态仍不清楚，卢志英便想通过保安司令莫雄摸清底细。于是卢志英开始“包装”莫雄，他的思路是：要想获得情报，首先得帮莫雄立稳脚跟。既不让他真的打红军，又要让他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一场热闹的大戏就这样开演了。

　　

　　在卢志英等地下党员的精心运作下，莫雄的“剿共”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了几仗，并“击溃”红军。不到6个月，在德安专区出现了苏维埃政权被“消灭”、红军全被“肃清”的局面——其实红军已全部转移到其他地区。这样，捷报不断传给“剿共总部”，调查“属实”，给莫雄通报表扬。蒋介石很是高兴，对莫雄更加信任；但出于防范本能，派出军统特务谢也夫在德安司令部及专署内任联络长官，实为监视。卢志英等人马上停止了一切活动，谢也夫一无所获返回南昌。

　　

　　

　　◆卢志英用过的怀表。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参加的有江西、湖北等五省主席、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按照职务，莫雄尚不够级别与会。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关键，在于他有卢志英等导演的“剿共模范”背景，所以蒋介石给予了特殊的礼遇。“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但才开始两天，因其计划规模之巨大，各项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已使我暗自吃惊！”解放后曾担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莫雄回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几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这是一个名叫“铁桶围剿”的计划，由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汉斯·冯·赛克特（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提出，旨在彻底“剿灭”中央红军。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集结150万大军，以瑞金为圆心，在半径150公里范围内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各参战部队在指定的某一天合拢包围苏区。一旦包围圈形成，各部队稳步向瑞金推进。为防止红军突围，该计划还准备了无数地雷阵、铁丝网、碉堡线和大量美国军用卡车。

　　

　　会议结束后，莫雄连夜赶回德安县驻地，把这份绝密计划交给卢志英等地下党同志。同志们未等看完，已吃惊得额头冒汗。他们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要点抄到四本四角号码字典内，由会讲客家话的项与年（保安司令部机要参谋）送往苏区。项与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化装成乞丐，于1934年10月7日到达瑞金沙洲坝，把这份“关系到革命全局”的情报交到周恩来手里。结果，“铁桶计划”尚未布置完毕，我中央红军即突然实行战略大转移，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卢志英、项与年、莫雄等可敬的英雄，为红军提前突围、胜利转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谈到“铁桶计划”时说：“红军得以生存，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啊！”

　　

　　敌人眼皮底下的“情报工厂”

　　

　　红军开始长征后，卢志英即接到担任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的命令，赶赴贵州搜集情报，帮助地下党组织力量，保证红军顺利通过贵州。于是，卢志英和几个同志扮作绸布商人，立刻到贵阳“做生意”。后来，又转移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军事要地毕节县。他在毕节和当地青年积极分子打成一片，参加他们的读书会，讲解马列主义，分析国内外形势，也向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

　　

　　凑巧的是，1935年3月，莫雄也被调到毕节，任云贵川三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清剿”散落在那里的六七千红军伤病员，拦截红二、六军团。蒋介石还配给莫雄中央军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归莫指挥。于是，在这里“做生意”的卢志英又成了莫雄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如果让中央军来对付这些已经失去战斗力的红军战士，情况将十分严峻。莫雄与中共党员卢志英、刘亚佛看准了陈光中好色的弱点，把陈接到毕节后，马上给他介绍了两个漂亮的风尘女子，整日以茅台美酒招待，并告诉他剿灭“残匪”是手到擒来之事，已交待下面完成，完全不必担心。陈到任前便已听说莫雄与委员长交情很深，如今更是一万个放心，陶醉于美酒与美女之间。卢志英迅速通过地下党通知红军伤病员马上转移，又谎报军情，告诉蒋介石“业已肃清流窜之残匪”。此时的蒋介石正让红军主力部队折腾得晕头转向，他的“围追堵截”不断告败，闻报后没再核实毕节“清匪”的真伪。当年12月，陈光中师“完成任务”调离毕节。

　　

　　为使红军二、六军团顺利通过毕节，卢志英采取了一系列配合措施。首先成功安排保安司令莫雄和家属、随从避往山区。保安司令离开后，参谋长卢志英坐镇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毕节空城，安排地下党配合迎接红军，又调动可以掌握的彝族保安大队驻在城郊负责治安。这样，贺龙、萧克指挥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6年2月初巧渡鸭池河，于9日顺利地占领了毕节地区和县城，得到了半个多月的休整。此时，卢志英和地下党同志一起，积极慰问红军，筹集供给；又配合红军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发动贫苦农民和职工、教师、学生参军，红军一下子补充了5000人。

　　

　　

　　◆这是卢志英在得知一位战友被捕的消息后写下的一首诗。

　　

　　红军顺利通过毕节后，蒋介石闻讯大怒，以“通敌放共”罪名逮捕了莫雄，用飞机把他押回南京囚禁起来。卢志英已完成军事特派员任务，也离开贵州到南京设法营救莫雄。得知莫已由他朋友陈诚等保释，便到江西与先往的妻子张育民会合，领回寄养在农民家的儿子卢大容，一起到上海，与军委接上关系，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卢志英被调回上海，开展对日军的情报工作。为了结交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精通日语的卢志英在他的咖啡馆里搞了一个“献艺会”，让食客们自愿上台展示自己的音乐才能。一个偶然的机会，卢志英得知保岛酷爱琴弦，便投其所好，将“献艺会”改为“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一次，忍不住的保岛走上台来，盘坐在古筝前弹奏了一首曲子。曲罢，卢志英“恳求”保岛与他共和一曲。保岛答应，于是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保岛弹古筝，卢志英拉二胡，两人就这样演奏了起来。此后，卢志英经常拿着二胡出入保岛官邸，与保岛切磋琴艺。就这样，卢志英成为保岛难得的“知音”和“挚友”。

　　

　　1938年2月，在被日军划为禁区的提篮桥监狱斜对面开了一家沪丰面包厂。它的后台很硬，是由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特批的，厂长周育生就是卢志英。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国际难民的口粮，实际上厂里送面包的工人是地下党员，专门收集虹口一带的军事情报。卢志英还通过朋友在大世界等闹市区开设“大中华咖啡馆”“唐拾义药厂”“金龙三轮车制造厂”，作为秘密联络站。

　　

　　有一次，卢志英接到了为新四军搞药品、枪械的任务。几番思索后，卢志英决定冒险找保岛。他携大宗钞票又一次走进保岛官邸，声称自己有一亲戚，本是当地的大户，可近来不断受到当地共党和各路土匪的侵扰，打算建立一支乡村武装，需要采购一批枪械和药品。保岛听完后，眯着眼睛，打量了卢志英一番，又低头沉思了良久：乡村武装要枪械说得过去；要药品，而且那么多，就说不过去了。保岛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卢志英的这番话当然骗不过他。他知道卢志英另有企图，但不相信卢志英是共产党。面对重金，他终于动心了，说：“卢老板，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海军西兵站，你带人去那里等着吧。东西到手了，你立即离开上海，暂不要回来，免得招惹麻烦。”最后话中有话地补充了一句：“免得出了问题，你我都无法交代。”就这样，卢志英从日本人手里搞到大批急需物资。

　　

　　卢志英完成了采购任务，也撤离上海到苏中海安县曲塘镇，拉起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1940年10月，新四军政委项英亲自向他颁发了苏北抗日游击联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的委任状。

　　

　　铁镣锒铛《狱中诗》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处境更艰难。

　　

　　1942年1月的一天，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盐城召见卢志英，他说：“当前正值抗战困难时期，情况你很清楚，新四军缺粮缺医，情报来源也在缩小。你有卧底的才能，也有与日军的关系，组织决定让你重返上海。”“重操旧业？”卢志英兴奋地问。“对！”刘少奇点了点头，“你离开上海两年多了，育民一个人在上海，又做生意，又搞情报，还带着个孩子，你也该去帮帮她了。”

　　

　　再到上海，需要重新拉起一个情报网，卢志英便去拜见保岛。见到这位“知音”的到来，保岛甚是高兴，询问卢志英离沪后到苏北做了哪些生意。卢志英顺势送给保岛一笔可观的钱，说是当年“生意”的赚头。保岛并未推辞，很快收下了，接着说：“卢老板，这次重新返沪，想干点什么？”卢志英说：“不瞒司令官，北伐时我曾做过骑八旅的情报副官长，想投奔司令官谋个差混日子。”保岛早料到卢志英的背景不同寻常，但没想到他居然搞过情报。保岛不露声色地笑了笑，慢吞吞地说：“好吧，明天你到海军情报部报到。”进入日伪特务机关，卢志英慢慢地打进核心部门。经他的手，新四军源源不断地得到了所需的情报、物资。

　　

　　

　　◆卢志英与张育民合影。

　　

　　这个时期卢志英的地下工作主要与粟裕联系（粟裕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抗战胜利后，粟裕随新四军北撤，卢志英的组织关系改为和华中分局情报部联系。到了1947年1月，华中分局情报部也北撤山东，他只能与情报部设在江苏海边的海防委员会取得联系。在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中，他仍以坚强党性在京沪杭等地积极开展工作，建立情报组织。

　　

　　当初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上海后，为清除“日奸”，成立了“肃委会”，特务头子郑少石任上海国民党“肃委会”副主任。因郑少石与卢志英在江西时有旧交，便通过别人联系上他。两人见面后，卢志英诉苦说，由于受人排挤，自己组织了一支队伍，这些年一直在帮日本人做事，现在请郑少石帮他谋个差事。不几天，在郑少石的竭力保举下，卢志英担任了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一时间，沪东敌特情报机关及警察局里，从科长、行动组长、机要员到秘书，都有了卢志英的人。卢志英似乎还觉得“不过瘾”，有意将中统的秘密泄露给了军统。戴笠知道后，私下与卢志英拉上了关系。这样一来，卢志英又当上了军统的情报员。脚踏中统、军统“两只船”的卢志英如鱼得水，两个系统的情报源源而来。

　　

　　然而这种有利的局面终被一个叛徒破坏。

　　

　　卢志英有个助手张莲舫，染上了酗酒、嫖娼恶习，他觉得做地下工作不如投靠国民党自由，于是向中统特务机关自首。他首先出卖的就是自己的同事、京沪杭沿线地下党的领导人卢志英。1947年3月2日，中统特务在八仙桥上海青年会附近秘密逮捕了卢志英，关入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号中统魔窟。蒋介石得知后，一方面犒赏中统局上海办事处400两黄金，一方面指示中统局正副局长亲自出马，以高官厚禄诱惑，甚至许诺让他当上海公安局长；诱降失败，又以酷刑相加。敌人给他上电椅、火烧、绞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甚至用打气筒往他的肛门里打气，直到他的肚子胀成一面鼓。敌人又将他与爱人张育民和儿子关押在一起，企图用骨肉亲情来软化他，他依然不为所动。

　　

　　

　　◆1945年，卢志英与妻子张育民、儿子卢大容合影。

　　

　　1947年10月，他被押解至南京，关在宪兵司令部。在狱中，卢志英知道全国解放已经胜利在望，他不希望儿子将来靠父亲功绩与荣誉生活，就带着手铐坚持教儿子学习文化。有一次，儿子做错了数学题，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的世界是你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这牢狱里的课堂，让他的儿子卢大容刻骨铭心，后来，卢大容成为新中国核工业战线上的一位专家。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我跟爸爸坐牢的日子》，此书已经成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读物。卢志英曾经写过几首《狱中诗》，其中曰：

　　

　　铁镣锒铛恨倍添，狱卒狰狞肆凶残。

　　

　　伤心最是囚婴泣，凄凄切切震心弦。

　　

　　一统江山扰攘遍，满朝文武裙带连。

　　

　　鉴呈恳请辞旧岁，等因奉此过新年。

　　

　　然而卢志英没能等到新年。1948年12月27日晚上，敌人将他带出去先是用木棍击昏，然后装进麻袋，秘密活埋在雨花台旁的小山上。烈士牺牲时年仅43岁。

　　

　　

　　

　　1949年4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尚不知道卢志英的下落。直到1951年初，上海市公安局在沪捕获原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任宗炳。经审讯，任宗炳交代了他杀害卢志英等的罪行。经罪犯指认，找到了卢志英被活埋的地点，并由家属前往确认，终于弄清了卢志英壮烈牺牲的真相。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将叛徒张莲舫及凶手任宗炳等处决。华东军政委员会陈毅、粟裕、刘晓等专门研究，追认卢志英为革命烈士。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第60号烈士证书。庄严朴素的卢志英烈士墓，静卧在雨花台畔。飒飒松涛，陪伴着一位没能看到祖国黎明的英魂。